许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知识分子在寻求真理的过程中，内心的深处有一种饥渴，要相信、接受神，但在心思上却有一些困惑和障碍。障碍之一就是认为科学与神或圣经有冲突。例如，历史上的所谓“日心说”与“地心说”之争，以及“进化论”与“神创说”之争等。障碍之二就是基督教在历史上抵挡科学，迫害科学家。事实上，这些所谓的冲突都是有意、无意的误解。

一　日心说与地心说之争

哥白尼在《天体运行论》中，第一次提出了地球绕太阳旋转的日心说，这一学说否定了广为接受的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约85－165）地心说。地心说与日心说的争论，完全属于学术（科学）本身的争论。然而，由于当时历史的背景，罗马天主教的腐败堕落和对圣经的不认识，所采取的支持地心说、否定日心说的态度，使这场争论被许多人误认为是科学与神（或圣经）的冲突。有人甚至得出这样的结论：“哥白尼的学说不只在科学史上引起了空前的革命，而且对人类思想的影响也是极深刻的。哥白尼推翻了亚里士多德以来从未动摇过的地心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绕地球转动，从而在实质上粉碎了神创造人类、又为人类创造万物的那种荒谬的宇宙观……科学终于以伟大的、不可压抑的力量战胜了神权。”哥白尼的日心说的确推翻了地心说，但它却丝毫无损“神创造人类，并为人类创造万物”的宇宙观。事实上，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引伸出来的，与圣经中的启示毫无关系。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2年）的宇宙观曾经是西方社会主要的思想，他认为每一样东西或生物都具有形式和物质两部分，地上的物质是由土、气、火，水四种元素组成，而天体是以地球为中心，永远不变的。人无法感到地球在动，人类是宇宙的中心。他认为，宇宙是由几个同心圆所组成的，最中心的即为地球，依次再为其它星球，每个星球都有灵性，神在最外圆之外，以灵性吸引带动圆球的转动。所以，神是宇宙转动的第一因素。

托勒密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但对其天体运行说进行了修正。他提出，行星轨迹的几何圆心乃是地球，但行星运动乃是以圆内另一点为中心；行星运动也不是等速运动，乃是等角速运动。

中古时代的基督教经院神学家阿奎那（Thomas Aquina，1226－1274），将亚理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引进天主教，形成罗马天主教会的宇宙观，简单称做地心说。他还认为“存在”分为三种：有形又有物质的存在，如人和生物等；有形无物质的存在，如天使；无形无物质的存在，即神。

哥白尼后来发现，如果以太阳为中心，行星轨道周期的计算才合理、准确。但是，因为此一观点和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相违背，他直到去世前才发表他的论著，引起很大的争议。

泰革（Tycho Brahe, 1546－1601）准确地观测行星运行二十年，也提出哥白尼式的日心说，即行星绕太阳转，太阳带动行星旋转。

开普勒归纳泰革的理论提出三大定律，即行星以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运转，行星与太阳联线时在相同时间扫过的面积相同，行星绕太阳时的时间平方与椭圆形的长半径立方成正比。

伽利略提出了惯性理论，即作用力产生加速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地球停下来。他并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月球上的山与坑，木星有四个卫星，而木星本身又是另一个中心，金星的形状不断地变化，地球绕着太阳走。最后，牛顿以行星运行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定律提供了日心说的理论依据。

我们仔细考虑就会发现，地心说与日心说争论的本质，是一种正确的科学观点与错误的科学观点的争论，并非科学与神或圣经的争论。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或太阳绕着地球旋转。事实上，日心说挑战的不是神和圣经，它挑战的是罗马天主教廷的教义和权威。除了“地心说”之外，天主教还从异教以及希腊的哲学吸取并发展了许多异端的教训和神学，例如炼狱之说、圣母崇拜之说、功绩赎罪之说等。这许多的教训和神学，不但是违背圣经的，也是迷信荒谬的。

哥白尼出生于波兰托仑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虔诚爱神的基督徒。他绝对相信，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真理绝不会错，但人对圣经的认识和解释是会错的。人对自然界的认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学说是会错的。因此，需要不断改进。

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并指出“地心说”的错误，一面是根据他的观察研究，一面也是根据他对神的认识而有的灵感。他指出，托勒密体系为了将地心说之下的行星轨道图合理化，不得不发展出一套复杂的本轮、均轮体系（数目多达79个），象是一个“怪物”，肯定不符合神的旨意，因为“造物主不造出累赘无用的东西”。

哥白尼“对于哲学家们不能对造物主为我们造成的美好而有秩序的宇宙提出正确的理论，而感到气愤”，决心“在神允许人类所及的范围内追求事物的真理”。正是在这种动机下，哥白尼建立了不同于托勒密理论的新宇宙模型。

哥白尼认为，这个新体系的顺序显示出,“宇宙具有令人赞叹的对称性和轨道的运动以及大小的和谐”，从而显示出“神圣造物主的庄严作品是何等的伟大”。

后来，被爱因斯坦称为“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根据望远镜观察的结果，体会到哥白尼体系比托勒密体系远为优越。因此，一六一三年在罗马发表了《关于太阳黑子的信》，在信中伽利略表示了对哥白尼所提出的日心说的支持。伽利略因此受到了罗马天主教廷的严厉定罪并被处以监禁。

然而，伽利略和哥白尼一样坚持他的基督徒信仰。他本人明确地说：“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所以如果物理学的理论是正确的，所得的结果必定由正确地认识圣经得到印证……有人指控我的发现是暗示圣经有错误，我却认为我在物理上的精确研究，更印证圣经的准确性……只有相信圣经是绝对真理的人，才有勇气对世界上任何伟大的理论提出挑战。”

伽利略还指出，人对圣经字面的领会和解释，可能与圣经真实的涵义不同。一六一五年，伽利略在《致克里斯蒂的信》中指出：“如果我们理解了圣经的真正涵义，那么，圣经绝不会告诉我们谬误，但其真正的涵义―我看无法否认―常常隐藏在深处，并与字句表面的简单解释大不相同。”

二　进化论与神创说之争

关于达尔文(Charles Darwin, 1809-1882)所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与圣经中所启示的神的创造，在本刊第三期有详尽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简言之，达尔文根据生物受周围环境影响而发生种内变异的事实，提出了生物不同种类之间可以由低级到高级进化的学说，这一“进化说”在科学上是未被证实的假说。然而，这一假说却被无神主义的哲学家用来当作否定神和神原初创造的理论。因此，这一“进化论”与“神创说”的争论，实质上是一哲学上的争论，信仰上的争论，根本不是科学上的争论，更谈不上是科学与神的冲突。

三　中世纪罗马教廷抵挡信仰与科学

前文已经提到天主教种种的异端、错误。在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简略地分别几个概念：圣经、基督、基督徒、召会（教会）和基督教。

关于圣经，本刊第二期的主题文章有详细的论述。简单地说，圣经乃是神的启示、神的话、神的呼出，是神借着历世历代祂所使用的仆人、申言者和使徒所写出来的，从主前十五世纪到主后一世纪末，经过四十多位作者完成的。这本圣经在写成（一世纪末）并被神的儿女认定（四世纪末）后不长时间内（六世纪），就被天主教禁锁起来，达一千年之久，在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中才被公开出来。在此后的几百年中，神兴起许多的仆人，把圣经中的神圣启示逐步揭示出来。

照着圣经的启示，基督乃是神成为人，祂是神而人者。祂在两千年前在地上为人生活三十三年半，末了上十字架为全人类完成救赎的死，使凡相信祂的都得蒙救赎，就是罪得赦免；祂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在复活里，重生所有相信接受祂的人成为神的儿女；这些神的儿女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乃是神从各个世代里，呼召出来，凭信耶稣基督而得神称义、蒙拯救、得重生的人。这些基督徒聚集在一起，就成为教会，圣经称之为基督的身体。教会这词在希腊原文的字义为，艾克利西亚“ekklesia”，意即蒙召出来的会众。所以，最好译为召会。因此，召会（教会）不是建筑物，不是礼拜堂；也不是宗教的组织，乃是基督徒团体的聚集。

按照圣经的启示，召会是属神的、属灵的、属天的。召会在一世纪主耶稣死而复活、升天后就出现在地上。她首先受到犹太教的逼迫，后又受到罗马帝国近三百年残酷的大逼迫。在召会经历逼迫的年代，召会基本上维持了自己的纯洁。

第四世纪初，康士坦丁大帝登基之后，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开始了政治和宗教的结合，逐渐导致了召会的腐败和堕落。此后，更在六世纪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宗教阶级制度和教皇制度，这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形成。

天主教形成后，圣经更被封锁达一千年之久，这就是历史有名的黑暗中世纪。中世纪如此的黑暗，主要是由于圣经―神的话被封闭了。在这一千年的黑暗时期，教廷完全背道、堕落、腐化。这些背道、堕落反映在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社会的各个层面。主要包括政治与教会的混杂所带进宗教阶级制度，圣物、圣人崇拜、偶像崇拜，贩卖赎罪券，以人意代替神意，以传统代替圣经等。

毋庸置疑，改教运动的兴起所带动的文艺复兴是近代科学运动产生的重要条件。当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等人在欧洲开始改教运动时，首先把圣经公开出来，把信仰从传统和仪式里解放出来，而且强调人得救是因着信耶稣基督。这些圣经中真理的传播，以及随之而来的欧洲政治局势的变动，大大削弱了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和社会地位。与此同时，人享受神所赋予信仰上相对的自由，包括科学研究的自由，并借此认识宇宙万物运行的方式，服务人群社会。人的心和灵也得以释放，使人有充分的自由，对神所创造的物质宇宙进行研究、探索，发展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