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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贤玲见证
我是倪柝声师母二姐的女儿（鲍贤玲），从小就在宣道会办的教会学校读书。我母亲又是守真堂的执事，我也在守真堂教主日学并在教会里司琴。但后来我看到地方教会的真理，就去地方教会聚会，并被接纳，（当时，我母亲很不高兴）。我也参加了倪弟兄的马太福音查经聚会，非常蒙恩。解放初期我也参加了倪弟兄的政治大课。他阐明基督徒应该如罗马书十三章所说的“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又说基督徒应该表现得比一般人更好，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当时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都是劳动模范或受表扬的。但我从来也没有听倪弟兄讲任何反对共产党的话。
我母亲有一叔父是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前，他经常将进步书籍给我父亲和倪弟兄看，所以他们二人比较瞭解共产党的政策，思想比较进步。倪弟兄给我们上政治大课，也是受了我叔公的影响。可惜他理解错了，以为“群众力量大”我们全国信徒联合签名要求政府不要分掉福州牯岭的教会产业。政府一看，你们人这么多，引起警愓，并扣了一顶“破坏土改”的帽子，成为倪弟兄“反革命集团”的重大罪行之一。
倪弟兄的父亲在海关里做事，家里很有钱，还有祖传的房地产。但倪弟兄自己非常俭省，一切都为主摆上。有一次他出门去参加一系列重要会议，身边只有15元钱，根本不够做路费。但在临行前圣灵感动他要将5元给某弟兄，奇妙的事，原来不够坐船的钱，竟能使他平安到达所要去的地方，回来的路费，主替他预备。等他回来后他才知道，原来他给那位弟兄的钱，正是他们全家所急需要的。主不误事，主的感动没有错。（详见倪弟兄的着作《旷野中的筵席（Table in the Wilderness）》Day July 4.）
1946年夏，倪师母请我们全家去福州牯岭，住在山脚下的一栋平房里。我们早餐在自己家里吃，午餐、晚餐都到倪弟兄住的那栋房去吃，还有其他医生、护士姊妹也在一起用饭。倪弟兄在山上办了一个义务诊所。有战后善后救济总署捐助的药品和教会中的医生、护士姊妹义务给乡下人看病。不收费用，仅要他们交40隻苍蝇或蚊子，或一条蛇，或一隻老鼠（目的要他们除四害）。我在帮他（她）们挂号。（我的福州话就是在那时学的）。一方面也是藉着义诊传福音。
记得我们用饭前，倪弟兄的谢饭祷告非常简单，但非常有能力及感人的。晚上有交通聚会，他传神的话也是感人至深的。有时我们大家一起到山上去走走，他也是讲神的话。我喜欢清早到山顶去守晨更及看日出。山顶上有一块很大的磐石，像一个大沙发，我喜欢跪在那里祷告，然后坐下读经。倪弟兄经常一早就去山上晨更（比我更早），有时经过我那里和我打招呼。
关于生化药厂的事，我听倪师母提到生化药厂的事。她说在生化药厂合併到东化药厂（在东北）时，有一高压锅，作价多少万，政府说倪柝声抬高价格售给政府（我忘了多少万），其实这是当时的价值，并没有抬高价值。政府连一分钱也未付过，反而说生化乱抬高价钱，欺骗政府。
1951年倪弟兄写了几首非常宝贝的诗歌，倪师母几次请我和我妹妹（有时我母亲也去）一起去唱倪弟兄新写的诗歌。这些诗歌不但文字优美，属灵意义深，调子也好听。（后来编在新出版的诗歌里）。特别是倪弟兄渴慕主回来的心境，感人至深。
1967年倪弟兄15年刑期满了，政府要他公开声明放弃信仰，因为他们早就宣布他已放弃信仰，并说他以前所讲的道都是假的。因此令许多信徒跌倒放弃信仰，认为这样属灵的人原来全是骗人的。其实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信仰，有其狱中难友也是在劳改农场的室友吴友琦作证。（此人现在Anaheim, CA）。因倪弟兄曾对他说过：“将来你如果有机会出去，你一定要为我作见证，我从来没有放弃过信仰。”我亲耳听这位弟兄说过此话。
倪弟兄在1967年，15年的刑期满了，应该被释放出来，但由于他不肯放弃信仰，被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先被送到上海郊区（青浦）的青东劳改农场。场长很喜欢他，常和他谈话，并劝他放弃信仰。他在青东农场时，倪师母曾去看过他一次。当时他（她）们可去田野里谈话，无人在旁监听。倪弟兄告诉她许多在监狱里等事。后来他需要棉被，倪师母寄去后被退了回来。她无法，只得去提蓝桥监狱打听，原来由于他不肯放弃信仰而被送去安徽白茅岭劳改农场。倪师母再也没有见到倪弟兄。
1971年11月倪师母因中风去世，倪弟兄知道后非常悲痛，因为他一直想他快要期满可与妻子团聚，并照顾她的身体。谁知她竟中风去世。倪弟兄的同房间人都说从未见到有人为丧妻如此悲痛。但是在四月二十二日从他给倪师母大姐品琤的信中，知道他“维持自己的喜乐”，靠主得安慰。
倪师母的大姐从北京去白茅岭农场看他，办理他将期满可出来的事。后来第二次拟去看他前，接到一个电报（72年6月1日），说他已去世。等她和我大女儿赶去农场，才知他们已将他火化。烧骨灰的老人说：“这人很高，嘴唇都发紫色。”有人说，可能是发心脏病致死，也有说可能是被逼致死的。因为他刑期将满，场里逼他放弃信仰，他不肯。后来心脏病发作，非常厉害，他们在他垂危时，将他放在一台拖拉机上，拖去四十里外的农场医院。他是个心脏病垂危的病人，不能忍受四十里坎坷不平的山路的颠簸，故在途中即去世了。（以上这些就是我女儿和大姨去农场时，农场的难友告知她们的）。
在我大姨和女儿去农场时，农场的干部给她们看一张用练习本纸写的字（是从他枕头底下发现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人赎罪而死，三日復活，这是宇宙间最大的事实。我信基督而死。倪柝声。”农场干部说：“这是他的绝命书”，意思他是自杀。但我们知道神的僕人绝对不会自杀。“我信基督而死”证明他是为主殉道而死。
有一位移民去江西弋阳的弟兄，他们斗争他说他是“中统特务”。其实他连什么叫“中统”都不知道，以为是“总统”，受了很多折磨。他告诉我们，有一次一位政府派去的干部，将一把手枪放到抽屉里，目的要控告一位弟兄，说他私藏手枪，正好给一位作裁缝的姊妹看见。她站出来说：“是我亲眼看见是你自己把手枪放到抽屉里去的。”那位干部非常生气，但也只好不了了之，斗争会没有开成。
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的弟兄患鼻咽癌，发觉时已是晚期。有一次我们全家一起为他的病祷告，正好另一位弟兄（是我们的家庭医生）和一位姊妹（是护士）来看我们，也和我们一起祷告。我单位里的同事知道了，一定要我承认这是“反革命活动”。什么叫“反革命”？反对人民才是“反革命”。我们并没有反对人民，也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人民的事，仅为我弟兄的病祷告，一定要我承认这是“反革命活动”。我没有办法，只好承认是“反革命活动”，否则不放我过去。欲加之罪是无法躲避的。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是倪柝声的教会里的信徒，说我是参加“反革命集团”，这是我的政治罪名。我父亲开了几个工厂，将股权分些到我们做儿女的名下，（其实我一分钱也没有拿出过），就成为我的经济罪名─剥削工人阶级血汗。为这两个罪名，我在本单位里“靠边站”，“监督劳动”，做了十年苦工（打扫女厕所，干木匠活，泥水匠活，各种重体力劳动，从早到晚铲生铁铁屑的）。后来虽然给我“平反”（说明我无罪），我却得了一身的病。感谢神，让我在这种环境里更经历了神的同在和带领。如果我不是信主的，我可以自杀一百次。（当时有许多人自杀，国内的人都知道）。那时我的弟兄已因鼻咽癌去世，如果我自杀，谁来养活我四个儿女？感谢主保守了我。所以对“栽赃”和“欲加之罪”，我是深有体会的。
倪弟兄一向是从不为自己分辩，默默无声地忍受各种打击，正为主“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赛五三3。）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羊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赛五三7。）倪弟兄完全遵照主的话，经历各种苦难，从不为自己辩护。特别在他被捕前，和他接触的人都能感到他所讲的话都是非常有份量、有能力的，绝非为梁先生所形容的那种罪大恶极的人所能讲出来的。尤其在倪弟兄被捕前，我们从和他的接触中都能摸到神，这绝非梁先生所形容的人所能说、能行的。梁先生本人从未接触过倪弟兄，单从道听途说写了这么多与事实不符的话，不知你的目的何在？高抬自己，攻击神的僕人：神的僕人自有神自己会审判他，梁先生这样大胆地批评神的僕人，您不怕到神面前去，神给你算帐吗？以前初期教会使徒彼得等被带到公会前，受到迫害，公会的人甚至想要杀他们。（徒五33。） “但有一法利赛人名叫迦玛列（即保罗的老师）是众百姓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哪，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徒五34~39。）我奉劝梁先生，你将来也要到神审判台前去的。你这样攻击神的僕人，使许多神的儿女受到影响，你不怕到神前交帐吗？即使你的话有部份是真的，那倪弟兄自有他的主人在，不用你去中伤，何况有好多话是你听人传说而没有证实的，你在神的审判台前能站立得住吗？而许多弟兄姊妹因此跌倒灰心，你在神面前能无辜吗？我实在为你可惜担忧，愿神光照你，不要做得罪神、伤害人的事。请原谅我如此坦率冒昧的话。我是希望你能回转归向神。愿主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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