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世纪的逼迫（一）
一、辅读文献
1. 历史简述
2. 瓦勒度派：宗教改革前的「加尔文主义者」刘锦昌着
3. 十字军简述
4. 圣殿骑士团简介
5. 中世纪教皇与皇帝之斗争
6. 卡诺莎之耻
二、历史景点
1. 卡诺莎城堡（Canossa）
2. 皮德蒙谷（Piedmont）
3. 杜林（Turin）
三、讨论题纲
1. 瓦勒度派改革运动
2. 十字军及圣殿骑士团（Knights of Templar）。
历史简述
当中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正在竭力扩张教皇权利，争夺政治势力，并敛聚财富的同时；法国西部与义北的山区，出现了一个主张回归圣经，跟随使徒教训的清流团体─瓦勒度派（Waldenses）。
1. 瓦勒度派的起始
瓦勒度（Waldo）为里昂公民，原是一个活跃于社交、商业、政治界的富商。主后1173至1176年，瓦勒度有了重大的改变。首先，他将圣经从拉丁文翻译成当地的方言。其次，他照着马可福音十章廿二节的话，变卖一切家产分给穷人，并在公众场合，四处传扬福音。瓦勒度的传扬吸引了一班跟随者，人们称他们为「里昂的穷人」（Poor
Men of Lyons），他们游行传道，凡物公用，过着简朴的生活，通称瓦勒度派（Waldenses）。
2. 瓦勒度派的信仰与实行
瓦勒度派主张回归圣经，听从并领悟神的话，并以基督为信仰的独一中心。他们没有主教或教皇，拒绝一切人为的信条，并坚持平信徒有权利照着圣经传扬福音。他们拒绝起誓，也反对借贷收取利息，否定炼狱的教义、弥撒、和洗礼、擘饼以外的一切圣礼。他们不肯敬拜圣人、圣像和圣物，也不敬拜十字架；并反对什一奉献、宗教裁判所、十字军、和死刑等违反圣经的实行。他们过清贫的生活，在家中聚集，游行传道，教导圣经，竭力遵循圣经启示之耶稣与使徒的榜样而行。
他们相信，当教会跟随使徒的脚踪行时，便是忠于主的呼召。反之，当教会不愿弃绝属世的权势与财富，跟随基督的降卑与贫穷时，便是不忠于主的呼召。这样的教会将变得属世，并失去教会的实际。他们并认为，教会的堕落始于第四世纪，天主教与君士坦丁之政权的联姻；圣职人员世俗化并奢淫的生活，亦违反了圣经所示使徒的生活。
瓦勒度派称其属灵教师为barba（叔叔），barba的职责是教导圣经，并帮助信徒有属灵的经历。Barba四处游行传道，帮助瓦勒度的信徒；为避开政府的注意，他们同常乔装成商人，两人一组，由年长的barba带领年轻的barba外出见习。有心愿成为barba的青年人，需要有良好的德性，经过真理和经历训练后，便可与年长barba一同外出。
3. 罗马天主教对瓦勒度派的逼迫
瓦勒度派并未与罗马天主教为敌，亦无意自立门户。他们甚至认为，任何人觉得自己是教会之外的另一团体，或自认属灵而抵挡教会，乃是自取灭亡。然而，罗马天主教却对于平信徒（而非圣品阶级）传扬福音一事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唯承继使徒职分的圣职人员，才有权柄传扬福音，因此极欲除灭这个「贫穷」、「无学识」的「异端」。
我们可从十三世纪宗教裁判局的报告，一窥当时教庭与政权对瓦勒度派的态度：「这些无知无识的人民，到各城、各家、甚至各会堂里，传扬他们错误的教训。里昂的主教劝说并禁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却不听从主教的训令，声称神已经命令使徒向受造之物传扬福音，因此他们必须顺从神，过于顺从人。此外，他们藐视圣职人员，指控其生活富有并松散。他们批戴着贫穷的戏衣和圣洁的面具，自称是使徒的跟随者。」
因着上述原因，瓦勒度信徒遭到了罗马天主教、争权的政客、强暴的士兵严重的迫害。其中最严重的一次，为1655年的瓦勒度大屠杀。然而，他们却在这样的逼迫下幸存；之后改教运动兴起，他们便纳入新教的一部份。瓦勒度派的忠信、清心，他们对于圣经的坚守，以及对使徒教训的紧紧跟随，实为中世纪教会黑暗历史中的一线曙光，也是日后宗教改革的先驱。
瓦勒度派：宗教改革前的「加尔文主义者」
（本文转载自http://www.ttcs.org.tw/church/24.1/03.htm）
刘锦昌
（辅仁大学神学院神学硕士，台南神学院哲学、基督教神学讲师）
十二世纪在基督教会历史中，属于西方拉丁教会里头有一「源自天主教的福音运动」，1这一基督徒团体，从十二世纪开始流传至今，他们一直是一群忠心于耶稣基督福音的弟兄姊妹，为了信仰的缘故受尽逼迫，现今仍约有二、三万会友；2他们乃西洋中古史或基督教会史上时常被列为是异端的瓦勒度派（Waldensians）。我们知道不同的史家与教派对于瓦勒度派人士的褒贬简直是有天壤之别，本文从若干有限资料中，尽量以客观立场来介绍瓦勒度派，希望藉此对他们的信仰行径与态度能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宗教改革运动发生之时，瓦勒度派最先响应，并合并归入更正教与宗教改革运动之中；3基督教史家里有人甚至将瓦勒度派归属在加尔文派之下。4这样的归属指认是否有合理的根据？我们将依照瓦勒度派的信仰内容来判别之。
瓦勒度派简史与信仰主张
在本论中，我们将介绍瓦勒度派的背景及发展简史，并且描述其信仰的主张，藉此与加尔文主义有所对照，以还其应有的历史定位。
一、瓦勒度派产生的背景
瓦勒度派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在宗教改革时期与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传统思想上相互呼应，E.Molland认为可视瓦勒度派为改革宗的姊辈教会，且从1560年开始该派应被看作改革宗教会的一自立支派。5为什么Molland会有如是见解，理由在于以下若干原因：
第一 瓦勒派产生的情形 此一派别源自于一位名叫瓦勒多（Peter
Maldo, 1217年去世）的平信徒，他是法国南部里昂（Lyons）富有的商人，1173年听到吟游诗人所讲述圣人St.Alexis舍己牺牲的故事颇受感动，认真考查福音之后，决定跟随耶稣基督的吩咐，变卖财产分给穷人；6瓦勒多请人将新约圣经翻译成家乡地方语言，以此作为他四处布道的材料，他传布圣经的信息宣扬「使徒贫穷」（apostolic
poverty）之精神，7如此吸引许多的跟随者，称为「里昂的穷人」（the
poor men of Lyons），后来被称为瓦勒度派。此一运动由法国南部延展到意大利、德国等莱茵河区，甚至西班牙、波希米亚与波兰。8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纪时，曾经分裂为二：保守的一派回归到罗马教会，一派较前进者则继续坚持他们自己的主张。
第二 十二、三世纪的教会生活 当时的欧洲教会，在政治权力方面正处于颠峰时期，特别是教宗依诺森三世（Innocent
1198~1216）在位期间「教会无论在组织、外貌、声威、权势方面都是所向无敌，这的确是教会的颠峰时代」。9可是教宗依诺森三世虽有雄心且对教会政治有积极贡献，为了改革当时的教会腐败现象，他更于1215年在罗马召开第四届拉特朗大公会议（Lateran
Council IV），从事健全教会组织与神职人员生活的革新作法，在教会史上对于教会改革建树颇多，10但这样的改革似乎是未能触及最核心的地带；早在第十世纪，改革运动初期领导人之一圣奥多（St.
Odo, Cluny修院第二任院长）就指出，当时代最大的邪恶乃是对穷人的压迫－「强者的盛宴是用穷人的汗水烹调的」－一种典型的社会非正义统治的表现，11此一现象一直延续到十二、三世纪仍然未变，所有伟大的教宗主要处理的仍在政治危机上面打转，而道德与精神变革的紧迫性流布在一般宗教思想之中，使得十二世纪的思想关注大浩劫、末世来临的问题，人们期待圣神与永恒福音时代来到；12教会需返回福音时代的清贫生活呼声日渐高涨，十二世纪下半叶属于此种声音的宗派运动就迅速发展，教会中的异端思想于是发端。连从圣伯纳德（St.
Bernard）到圣方济（St.Francis of Assisi）的时代教会生活所针对的改革要点之一即在贫穷课题上，像圣方济所听到的呼召与瓦勒多是一样的福音要求「变卖一切来跟从我」，瓦勒度派与当时所谓的异端派别如：加太利派（Catari）、巴大尼派（Patarini）所宣讲的都是「耶稣的贫穷」、「福音的贫穷」、「使徒的贫穷」这些道理；13许多人民，甚至农夫们都聚集起来共同学习新约圣经，皆表示愿意回到福音简朴的生活态度上、寻找弟兄姊妹相爱及具有使命的基督徒团契方式。14
第三 瓦勒度派所宣讲的基本主张 天主教历史学者Motte认为，「中古时代的两种较大的异端；瓦勒度派和亚尔比
（Albigeneses）：一个（指瓦勒度派）起源于教会本身，是改革运动走入了歧途；另一个起源于…东方的异教思想，二者的共同点则都是对封建制度和神职界财富的反抗。」而瓦勒度派的学说「与日后加尔文所讲者相近」。15已故西洋中古史学者王任光神父也指出说瓦勒度派「实可谓是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派的先声；他们所讲的道理几乎完全相同」。16瓦勒度派各地所宣讲的未必相同，大体上有几点基本主张：
改革教会、简化仪式、反对教会敛财与向圣人敬礼。
取消神职制度，反对神职人员享受；男女信徒皆可传教。
否认弥撒酒饼变质及炼狱、婴孩受洗、为亡者求等说法。
以圣经为信仰唯一根据，凡信徒皆可讲道不必教会许可。
贫穷为灵魂得救的必要条件；反对拥有私人财产。
反对罗马教会的正统性。
为了解此时期瓦勒度派的信仰主张，我们可以从官方文件的反面来思考，在1208年十二月十八日有一份瓦勒度派人士归正罗马教会信里的誓词，这篇誓词反应出瓦勒度派所主张的信仰内容；18同时我们发现瓦勒度派所主张的信仰内容与方式，的确和日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言论实在十分吻合。另外我们要指出，瓦勒度派中这一些归正罗马的成员，他们接受罗马教廷的指导，也度着绝对贫穷的「贫穷公教徒」生活，这与后来圣方济的修会理想相并容。19
二、瓦勒度派发展简史（重要编年）
对于瓦勒度派的好恶，更正教会与天主教之间，可能见解相差颇大；瓦勒度派初期抱持的福音理想本来无可厚非，后来却被罗马教廷判定为异端，也为若干政治因素牵连多次遭遇强烈迫害，十七世纪期间更惨遭大屠杀，但其对宗教信仰忠诚的态度深获钦佩。以下略述其重要历史事件：
1179 平信徒过福音贫穷生活获批准
1181 里昂大主教禁止其讲解圣经
1184 被贬为异端 交宗教裁判所 但人数增加
1208 若干人士回归罗马教会参与「贫穷公教徒」运动
1214~1215 两度被指为异端
1218 在Bergamo召开大会讨论教义歧见
1229 土鲁斯（Toulouse）会议宣布禁止平信徒购买圣经、圣经译本（针对瓦勒度派等异端而起的严格规定），并组成异端裁判所，瓦勒度派在十三世纪末是欧洲最常受迫害的一个运动
1398 被控放弃传统教会各种仪式、有形设备、用方言讲道
1488 在Piemonte（Piedmont）等地受到攻击
1532 瓦勒度派传道人接纳改革教会的实施 方言翻译圣经
因为此一会议决定触怒教廷 意大利军队入侵
1560 由1559年Gallican信条，摘要一信条呈Turin公爵
〔按：从这时开始应被看为是改革宗之一自立支派〕
1655 Piemonte地区该派信徒复活节清晨被骗遭大屠杀
1685 遭法王路易十四世派军屠杀 尽留存二百多人
1686 余民离开意大利移民瑞士阿尔卑斯山
1814 在意大利北部获宗教自由
1870 因普世宗教自由原则在意大利得以生存
1937 南美洲该派移民约一万五千人
现今意大利本土约有瓦勒度派信徒二、三万人 20
三、瓦勒度派信仰的神学反省
谷勒本（L.P.Qualben）在其《教会历史》（A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书中提到过：「瓦勒度派乃是胡司派和波希米亚弟兄会的开路先锋」21，约翰胡司在宗教改革历史中被更正教会视为先端人物、正统之士，而改革宗的加尔文主义神学也是更正教的主流思想之一，更正教史家且将瓦勒度派与加尔文主义视同姊妹；可是十三世纪的天主教会却斥责瓦勒度派信仰为异端，但与瓦勒多同时的圣方济他主张并实践贫穷罗马教廷则称他为教会圣人。这一切让人思想颇易混淆，在此，让我们从历史脉络对此一现象作一厘清。
1.「补赎运动」的背景 「补赎」是为求罪的赦免所有的生活举止，希腊文是metanoia，而拉丁文为paenitentia，或conversio，西方补赎运动产生于第一世纪，教会对那些在受洗后犯罪者予以宽免。从第四世纪开始有一种新且发展快速的现象，就是有些信徒本身并非犯了重罪，但他们为了渴望成全自愿进入补赎的行列，成为自愿的补赎者，22自第四世纪到中古末期此一现象未绝。著名的教会史家来德里（K.S.Latourette）在《自有耶稣以来》（Anno
Domini）一书里头指出，在教会历史中有层出不穷的宗教觉醒，例如：本笃（Benedict）运动、爱尔兰修道主义运动、十世纪的克吕尼（Cluny）运动、十一世纪熙笃修会（Cistercians）运动，及十二、三世纪从农民及下层阶级觉醒产生的宗教革新运动等，瓦勒度派则属于从下层与平信徒所发起的宗教革新觉醒运动；23而中世纪教会盛行的补赎制度对于欧洲基督徒一般生活的影响比普通法律更远大，基督徒知道在补赎思想的背后有其信仰精神与灵性深层的意义，那里是基督信仰与福音真义之所在，当时许多人接受补赎制度乃一种圣礼此见解；我们从爱尔兰的＜昆米安补赎修例＞、英格兰的＜提阿多若补赎条例＞可窥见其中的道德理想与灵性境界，前者甚至对愤怒、失意、怠惰、虚荣、骄傲均有提醒和训诫，并规定补赎忏悔方式。24补赎有强制性与自愿性之别，而自愿性的补赎运动则是让我们看到，信徒内心所向往的圣善世界及对上主之国临在的期待。与补赎运动并行的乃是教会革新之推行，R.
Pazzelli认为革新的精神主要是借着补赎者的影响，从修道院扩展到整个基督信仰世界，而历任教宗良九世（Leo
IX）、司提凡九世、尼古拉二世、亚力山大二世、贵勾利七世都关心修院革新与教会改革，不过我们应注意的是就在当时，有流浪式宣讲、平信徒参与革新运动日广的趋势，但是后来因为缺乏合适的指导形成危险性的异端，特别在十一世纪后半，渐渐出现一种渴望－回到使徒式的福音生活，他们认为使徒式的生活就是贫穷和依照福音而行；当时不论异端或是正统信仰他们所强调的都是相同的口号：「使徒式的生活－贫穷与福音化」。25可见瓦勒度派的口号在彼时是合乎整个时代潮流的，但问题不在于主张使徒生活及高举贫穷与否，而在于主张贫穷方式的过程。
2.对教会体制的服从 在「补赎」、「革新」、「合乎使徒生活」的浪声中，不同的实践路线倾槽而出，可是约在1140年左右，流浪式宣讲的行动不再受到教会批准；26而一般平信徒对上主话语深深渴望，也期望灵修生活受到指导，所以一些未经准许的宣讲者应需要出现，然而他们不服从教会强制性规定，于是被判定为异端，双方的争执点在于：
这些所谓的异端不愿意接受教会方面的强制禁止
异端宣讲者坚持他们所过的福音贫穷生活与当时神职人员的明显对比，要求人民效法他们，反对制度性的教会。
异端强调未能有好见证的神职人员无权利宣讲；反之，度使徒式贫穷福音生活者，虽非神职也有宣讲权。
一方主张能度合乎新约真实基督徒生活的，才是真正使徒的继承者，才有施行圣礼的权利。
我们可以发现，诚实的异端者其根本的问题在于追究谁是真正的基督徒、使徒真实的继承人，谁是遵从福音的人，福音所要求的是什么；这里似乎存在一种二元论，将神圣与世俗予以分开。E.
Troltsh认为从加太利派、瓦勒度派到方济派，异端产生的根源都在于「反对教会之被世俗化」，而其所画分的二元论，却使得他们终于和教会分裂而成为异端。28如果我们将瓦勒度派与方济的思想加以比较，会发现二者问题似主张颇多，但不同的是方济从头便服从教会的纪律、教导，他对于神职人士没有激烈的歧视，方济强调在教会内度福音化生活，效法基督绝对贫穷，他且为所有每一传讲福音的过程求上主开路；不过奇妙的是，两派皆自十二、三世纪流传至今。
瓦勒度派的信条 1655年当瓦勒度派在Piedmont受大屠杀之际，瓦勒度教会本身曾经发表一份信条－Piedmont改革宗教会简短信条，「此信条成为瓦勒度派最重要的信条」，瓦勒度教会当时是因
「觉得有责任将我们一向符合圣经所信仰的，作一简短陈述…我们为这么无辜的教理竟被仇恨逼迫，又是何其不公」，这信条的信仰也同意诸国改革宗教会所定纯正教理，并恳求所有的福音派和复原教会，不计他们的贫穷和卑微，将他们看为基督神秘身体的真肢体，是为祂的名受苦的团体，更请继续帮助他们。29从信条可以看出其信仰概况：
信一
独一、三位一体的神。
与更正教会一致的圣经正典。
圣神使我人得以发现圣经中属天之光、分辨灵粮神圣滋味。
若无神恩典，连一个好念头都无法有。
神借着基督的顺服，对人的拣选使脱离败坏、罪辜。
信仰是由于圣神所行的恩慈与功效、光照，感动人接受基督。
善行是神预备给信徒行的（故无善行，不能进入神国）。
圣神以不可识透的功效，通过圣餐使信徒与基督密切联合起来并滋养信徒的心灵。30
瓦勒度派的「异端」性 反省瓦勒度派产生的历史与社会背景，比较了圣方济（方济会）与瓦勒度派后来的发展和遭遇，我们深深觉得教会当用谨慎明智的方式来对待所谓的异端。H.
Kung在他早期教会论著作《教会发微》（The Church）书中，论到教会与异端课题之时，曾经提醒读者们注意在异端中的真理要素，同时要明白教会里头也有错误，并且要留意异端中的善意信仰（good
faith），Kung大胆地评论说：
伟大的异端者很少走快捷方式，他们不计代价全然委身于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信仰奉献与牺牲一切：这是他们能形成巨大影响的原因。在这方面，伟大的异端者与伟大的圣人相似。是那些生来非为殉道的教会群体－不论是位尊或渺小的不冷不热信徒、教会中的圆滑之辈、或外交之流－所未曾能理解的。31
接着Kung指出，异端与教会伟大圣人的不同，在于异端人士不向权威低头，异端反叛者往往认为他必须坚持信念而决心反抗，不然，根据良心来讲就是出卖真理、自我放弃。针对此，谁能对他们作最后的裁判呢？32当然，这里头也有一严肃的问题需认真辨明，即异端者的理想是值得尊敬，为信仰牺牲的热情毫无保留，的确，与圣人们一样，他们的行径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与体会，但是难道圣人们只是一群跟当权者妥协的人而已吗？大德兰（Teresa
of Avila）与十字架约翰在世之时，都与教会当权派有所对立，甚至为此受监禁、迫害，然而身后却获得尊敬；可见重要的是所坚持的信仰真理是否属于真理，或者只是己见。贫穷生活与福音教导是基督徒该当实践的德行，但是能否成为用来指责与攻击他人的利器则值得商榷，而瓦勒度派被中世纪罗马教会当局斥责为异端，后来又惨遭法皇等举兵杀害，这是政治与宗教纠缠的祸害，更不合乎基督徒爱的精神。面对教会中的各种福音运动，基督徒应本着基督的爱彼此包容学习，了解、聆听然后细心分辨，让主耶稣在终末之时判断这一切。
结论 评断瓦勒度派的是非，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从天主教教会历史的观点，与从更正教出发的想法相差就颇大。在天主教观点之下，能有像Kg所提醒，呼吁以善意宽待异端的思想，那是实在难得的见解，一般而论，以罗马教会论立场来看，瓦勒度派难逃被判是异端的命运；若是从更正教的思想来说，基本上同情瓦勒度派的说法较多，像Garnier,
Molland, Qualben, Latourette, Walker及陶理等即是，甚至有更正教学者认为瓦勒度派是中世纪黑暗时代的中流砥柱，「保留了纯正的道理，又认同圣灵大能的工作，…教导其信徒该按着雅各书的模式去为病人祷告治病」33；这当中尚有一种见解很特殊，是根据另类历史观点来看瓦勒度派，这种说法指出瓦勒度派的信徒是：
他们的根源，可追溯到使徒时代。他们就如那些所谓…「保罗派」信徒，或其它名称的信徒一样，绝对不是什么「改革宗」，因为他们无需改革，并非如罗马…或其它地方教会那样，腐化堕落，离开了新约教会的样式；他们自始至终，都或多或少保存了使徒时期教会的内容。自君士坦丁时期相沿下来，那些专心传讲福音，建立教会的信徒，一直没有中断过，也没有受当时的教会与政治联结的关系所影响。…在托勒斯山脉和亚尔卑斯山谷一带，得以存留为数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熟谙圣经，而且没有玷染当时得势又自命为教会…拜偶像及其它的歪风恶俗。34
Broadbent从各种史料举证要说明瓦勒度派与早期使徒教会的渊源，他们比宗教改革更早，注重灵性、持守福音精神甘愿过贫穷生活，照顾穷人与年老信徒，从不过问政治，却重视教育，讲道的人多有大学学位，甚至「他们的教会亦从未经过任何的改革，因此他们得称为『福音派』。」35如果上列叙述皆属实在可靠，我们需重新思考真正的宗教改革精神与其意义。
瓦勒度派的信仰生活方式，果然如此的话，也难怪教会史家会认为瓦勒度派属于加尔文主义；不过，若主张瓦勒度派早于宗教改革，或根本可以说与宗教改革无关，亦都无过。我们知道加尔文自身生活相当俭朴，他当牧师几乎无薪水可领，靠着在学校教书微薄谢礼与学生寄宿来糊口，但是他工作愉快，他的婚姻生活是如同圣经所说照顾孤儿寡妇，这样实际的见证，与瓦勒度派的生活模式相去不远，36瓦勒度派
「他们主要的目标，就是跟随基督，遵守祂的命令，效法祂的样式。…只有基督才能叫人明白祂的话；人若爱祂，就必遵守祂的话。」37，在教义上「他们相信在拣选的事上，神有绝对的权柄，配合人自由的意志。…随时准备拼死为真理辩护，极力强调实际的敬虔和安静的行善并事奉神等」38，而加尔文主义素来所高举的便是
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of God）、将荣耀归于神－只为神的荣耀，此外，加尔文主义基本上接受上主拣选的信仰理念，看来在历史上瓦勒度派所要见证的似乎也是此一信仰精神，因此，我们可以说瓦勒度派与加尔文主义者在基本信仰的态度上十分相像；甚至照推理说，瓦勒度派可能比加尔文派的信仰更古老、更忠实于使徒教会的精神，也为了信仰的真理付出更惨痛之代价，即使被称为异端也在所不惜。
十字军简述
（本文转载自http://tamerlane.uhome.net/word/crusades.htm）
数个世纪以来，对于欧洲的基督徒来说前往圣地朝拜是一项最为普遍的活动。虽然重要的宗教中心都在欧洲，但许多重要圣地却在巴勒斯坦。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兴起，让前往耶路撒冷和其它中东地区的旅行危险性骤增。土耳其人对非回教徒没什么好处，并且结束了阿拉伯人与基督徒之间尚称和平的关系。同时，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占领有价值的土地，给予拜占庭极大的压力。1095年，为了响应来自拜占庭皇帝请求协助的要求，教皇乌朋号召了由基督教战士所组成的十字军，企图从回教徒手中重新夺回巴勒斯坦。
征募十字军一事激起欧洲骑士的热烈响应，一方面是出于本身激烈的信仰，一方面教皇也保证只要为圣战而死均可得到上天国的回报。此外另一个诱因，是有机会在海外攫取土地与财富，获利比起与家乡亲族或和邻近地区争夺要强上许多。
到了1097年，一支含及朝圣者和教派信徒的三万大军由君士坦丁堡横越到小亚细亚。尽管领袖之间一直争斗不休，而十字军与拜占庭支持者间的承诺也告破裂，这支东征的队伍依旧踉跄前进。在此过程中，土耳其人只受到程度不高的侵乱。法兰克的重骑士和步兵并没有跟阿拉伯的轻骑兵和弓兵作战的经验，但骑士的耐力和体能让他们赢得一连串彻底胜利的战役。安提阿于1098年因内部变节被占领，耶路撒冷则在1099年因驻军虚弱不足以抵挡攻击而沦陷。基督教徒经常在胜利后不分年龄、信仰或性别对居民进行屠杀，名声因而大坏。虽然许多十字军在战后返回家园，但也有若干强悍的战团留下来建立与欧洲相仿的封建王国。
在巴勒斯坦的十字军统治者，在人数上远远落后于他们试图要控制的回教徒人口，因而采取兴建城堡与雇请佣兵的方式掌控回教徒，不过，法兰克的文化和宗教却博得了该地区居民的好感。十字军从他们安全的城堡基地出发，向入侵的阿拉伯人作出攻击和拦截。百多年来敌我双方都是以典型的游击战作对抗。法兰克的骑士虽然强大但移动速度慢，而阿拉伯人尽管无法抵挡这些重骑兵的冲击，却能以轻骑加以包围，使其部队失去作战能力，好在沙漠里设伏来捕捉他们。虽然十字军建立的王国控制了沿岸地区，在补给和增援上不虞匮乏，但是定期的入侵和百姓的不满情绪，皆表明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失败。
由具备作战能力的基督教僧侣所组成的战斗团旨在为圣地而战。圣殿骑士团和救伤团的骑士成员主要是法兰克人，条顿骑士团的成员是日耳曼人。虽然这些十字军凶猛而果决，但人数上却永远不足以维持地区的安稳。
部份的十字军王国曾经存在一段时间，因为他们学会谈判、妥协，并且挑拨不同的阿拉伯族群自相残杀。然而一个伟大的阿拉伯领袖的出现，统一了各个回教的族群，这位领袖就是在1174年成为埃及和叙利亚苏丹的色拉丁。1187年，他在沙漠中大败十字军并再次占领耶路撒冷。
在另一个世纪里，由于仅仅取得一次罕有的短暂成功，欧洲人数度矢言重新控制圣地和耶路撒冷。多达八次以上的十字军东征，在遭到反击败阵之前，大多仅能取得沿岸地区以及内陆上的些许进展。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甚至没能抵达巴勒斯坦，反而在维尼斯总督的领导下洗掠君士坦丁堡，为拜占庭带来一次难以复元的无情打击。最恶劣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就是发动于1212年的儿童十字军，几千名欧洲儿童远渡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却在那里被出卖作奴役。
十字军所遗留下来的，除了基督徒与回教徒之间新的敌意与封建体系的恶化，同时也暴露出新的文化。此外，由于很多领主陆续破产并在死后遗留土地给国王，造成了封建制度的衰落，不少农奴成为十字军后不再回来。新的词汇随着东征后加入到欧洲的语言里面，例如cotton（绵）、muslin（平纹细布）、divan（沙发床）和bazaar（市场）。欧洲人还带回许多新奇的纺织品、食物和香料。这些新鲜货品的需求，加速了贸易活动，意大利的商业城邦国家（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亦因此得到发展。这种需求尚促进了自十四世纪开始的大发现时代。十字军所带回来的金银财宝并增加了地方上的货币供应，大力提升经济的成长。
圣殿骑士团简介
（本文转载自http://www.lucifer.hoolan.org/swords/Aticls/paladine.htm）
圣殿骑士团也是在到过圣地，以及十字军东征后才建立的。它的起源鲜为人知。约1118年，香槟区有个叫德．帕英的骑士，也许是圣伯尔纳的亲戚。在通往耶路撒冷的大道上，德．帕英和几个朋友一起保护朝圣者。这些“基督的可怜骑士”，得到了安茹的富尔克、香槟区的于格（Hugus
de Champagne）等十字军要人支持。他们决定要通过清贫的生活，采用奥古斯丁修会的教规。圣地的国王和宗教领袖，则引导他们去保卫和作战。
在西方，甚至连修会的成员，对这种生活准则也不见得赞同，对为献身于神的人指定新目标，也感到不安。颂扬“基督骑士团”，庇护圣伯尔纳，认为十字军东征是军人的理想职志，都有利于推行1128年通过的教规。修士们应该打击与信仰为敌的人，服从修会的修士会议和教皇。除了教皇之外，他们别无其它教会的权威。
1139年，英诺森二世确认了他们的教规，而圣伯尔纳写了《新军荣誉赞》（De
laude novae militiae）后，再也没有人怀疑修士的使命。
圣殿骑士团以封地为基础。他们的封地多半在外省，由受封骑士或教士管辖。修会里的13名要人，推选出一位团长来管理修会。修士之间也有分工︰劳动的是职业修士，神父专职祈祷，骑士和士官负责打仗。外界的赠与帮助了修会发展；圣殿前的王宫，让修会有了圣殿骑士团这个名称。德．帕英和同伴在西方巡行，获得了极大的地产，奠定了西方的圣殿骑士团封地的基础。圣殿骑士团还有其它发财方法︰有权募捐、遗赠所得、组织朝圣团去海外、从事东西方之间必需的银行业和交易活动。
圣殿骑士团掌握着东西方的商业，就像拥有一个各式分行的机构。它接受君王定期存款，法国和英国国王就曾将御库托巴黎和伦敦的圣殿骑士团保管。它也让人存放首饰和宝物，要付利息和押金，但可以从远方转交，为的是要和意大利商人竞争。总之，圣殿骑士团在欧洲的金融圈中，地位举足轻重，许多人认为它富甲天下——这一点显然名过其实，因此也导致了它的毁灭。
在十字军东征史上，圣殿骑士团是个重要的名字。从军事观点来看，它是一支经验丰富的职业军队，可随时动员三百名骑士、士官、反土耳其的人和步兵部队。
这支兵力基本上不受王室指挥，因而在发生冲突时，指挥权的归属就会出问题。另一方面，它守卫着圣地的大要塞，如托尔托斯、萨菲德、朝圣者城堡、伯弗特、白色夏斯太尔、红色夏斯太尔等等，因而在保卫叙利亚．巴勒斯坦的法兰克人王国上，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从政治角度来看，圣殿骑士团也十分重要。耶路撒冷的王权很脆弱，从1170年开始，团长德．里德福尔就与雷蒙三世不合，造成了欧洲军队在哈廷战役的溃败。圣殿骑士团往往和撒拉逊人建立直接的外交关系，而不顾及其它相关的利益。在13世纪的耶路撒冷王国，圣殿骑士团支持贵族派和反皇帝派，这种做法与较为正统的医院骑士团相反。总之在13世纪，圣殿骑士团是拉丁东方的真正主人。
1291年，法兰克人的王国崩溃。修会成了问题。它的使命本就与十字军东征息息相关，而且有人指责教士傲慢、凶暴、吝啬，于是有了合并各个军事修会的计划。大家知道，“美男子”腓力的顾问巧妙利用这些批评，还加上一些异端邪说、毫无根据的指控。1307年10月，他们推翻了圣殿骑士团，说服了软弱的教皇克雷芒五世（Clement
V），在1312年的维也纳宗教会议上取消了修会。圣殿骑士团的财产移归医院骑士团，总团长德．莫莱（Jacques
de Molay），于1314年3月18日受火刑，烧死在柴堆上。
中世纪教皇与皇帝之斗争
（本文转载自http://www.twbm.com/window/liter/philwest/philw_39.htm）
自从大贵格利到西维斯特二世的四百年间，教皇制经历了许多次惊人的变迁。它曾不时隶属于希腊的诸皇帝﹔或有时隶属于西方的诸皇帝﹔并在其它时期更隶属于当地的罗马贵族﹕虽然如此，公元八世纪和九世纪中，一些精明强干的教皇却乘机建立了教皇权力的传统。从公元600年起到1000年这一段时期，对于了解中世纪教会，以及它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教皇摆脱希腊皇帝获得了独立，这与其归功于他们自己的努力，毋宁归功于伦巴底人的武力––当然，教皇们对此是不存任何感谢之意的。希腊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一直隶属于皇帝，皇帝认为既有资格决定信仰问题，又有任免主教以至大主教的权限。修道僧也曾努力争取摆脱皇帝而独立，为此他们曾不时地站在教皇的一方。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们，虽然情愿归顺于皇帝，但他们却绝不承认自己在任何程度上隶属于教皇的权力之下。皇帝为了抵抗意大利境内的蛮族，不时需要教皇的援助，这时他对教皇的态度恒比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对教皇的态度还要友好。
拜占庭被伦巴底人战败以后，教皇们深恐自己亦将被这些强悍的蛮族所征服是不无理由的。他们借着与法兰克人结盟而解除了这一畏惧。当时法兰克人在查理曼领导下已征服了意大利和德意志。这一同盟产生了神圣罗马帝国，––该帝国曾有一个以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协调为前提的宪章。加洛林王朝迅速地衰颓了。教皇首先从其衰颓中获得了利益，公元九世纪末叶，尼古拉一世将教皇的权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时国内普遍的无政府状态导致了罗马贵族的实际独立，公元十世纪时，他们控制了罗马教廷并带来了极其不幸的结局。教廷及一般教会，如何通过一次伟大的改革运动，从而摆脱了对封建贵族的隶属即将成为后面一章中的主题。
公元七世纪时，罗马仍处于诸皇帝的武力统治之下，那时的教皇们若不顺从即须遭难。有些教皇，例如
；霍诺留斯竟至顺从了异端观点；另外一些教皇，如：马丁一世终因反抗而遭到皇帝的囚禁。公元685年到752年间的大多数教皇均系叙利亚人或希腊人。由于伦巴底人越来越多地兼并了意大利，拜占庭的势力遂日趋于衰颓。皇帝伊扫利安人列奥，于公元726年颁布了圣像破除令，对此不仅整个西方，就连东方的大多数人士也都认为是异端。教皇们强烈地和卓有成效地反对了这一禁令
；公元787年在女皇伊琳﹙最初为摄政者﹚治下，东罗马帝国废弃了圣像破除令异端。然而，与此同时西方发生的一些事件，却永远终止了拜占庭对罗马教廷的控制。
大约在公元751年，伦巴底人攻陷了拜占庭意大利的首都拉温那。这事虽使教皇遭到伦巴底人的极大威胁，但也使他们脱离了对希腊皇帝全面的隶属关系。诸教皇由于一些原因更多地喜欢希腊人，而不喜欢伦巴底人。首先，诸皇帝的权力是合法的，而蛮族的国王若非为皇帝所册封，是被看做篡位者的
；其次，希腊人是文明开化的；其三，伦巴底人是民族主义者，而教会则仍保持其罗马的国际主义。其四，伦巴底人曾为阿利乌斯教派，在他们改宗以后，他们仍旧带着某些令人厌烦的气味。
公元739年伦巴底人在国王留特普兰领导下企图征服罗马，但遭到求援于法兰克人的教皇贵格利三世的强烈反抗。
克洛维斯的后裔，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已经失去法兰克王国中的一切实权；国家大权操于大宰相手中。当时的大宰相，查理˙马特尔是个非常精明强干的人，他和英国国王征服者威廉一样，也是个庶子。公元732年，他在图尔的决定性战役中打败了摩尔人，为基督教世界拯救了法兰西。罗马教会为此本来应该感谢他，但他出于财政上的需要竟而攫取了教会的一些地产，因此降低了教会对他的功绩的评价。但他和贵格利三世于公元741年相继逝世，而他的后继者丕平，则使教会方面感到十分满意。公元754年教皇司提反三世为了逃避伦巴底人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往访丕平，并缔结了一项证明对双方皆极为有利的协议。教皇需要军事保护，而丕平则需要只有教皇才能赐予之物
；正式承认他代替墨洛温王朝最后一个君主，取得国王的合法称号。为了答谢，丕平把拉温那和过去拜占庭总督在意大利的全部辖区赠给了教皇。由于这项馈赠无从期待君士坦丁堡当局的承认，所以这就意味着同东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分离。
假如历代教皇隶属于希腊历代的皇帝，天主教会的发展将要迥然有所不同。在东方教会中，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从未获得摆脱俗界当局的独立，或有如教皇所获得的那种高于其它教士们的优越性。起初所有主教均被视为平等，而东方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一直固持着这种见解。尤其在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和耶路撒冷诸城中尚有其它东方的大主教，但在西方教皇却是唯一的大主教﹙然而自从回教徒入侵以后这一事实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在西方––东方并不如此––俗人自从数世纪以来就大部分是文盲，这就给予西方教会以东方所没有的方便。罗马的声誉凌驾于东方任何城市之上，因为罗马兼有帝国的传统，又有彼得﹑保罗殉道，以及彼得曾是第一任教皇等传说。皇帝的威望或适足与教皇的威望相颉颃，但却没有一个西方的君主能够这样作。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们往往缺乏实权
；此外皇帝的即位尚有待于教皇给予加冕。由于这些原因，教皇从拜占庭统治下获得解放一事，对于教会之独立于世俗王国，对于决定性地建立教皇政治用以管理西方教会乃是必不可缺的。
在这一时期里有过一些极其重要的文件，例如：“君士坦丁的赠予”和伪教令集，我们无须涉及伪教令集，但必须叙述一些有关“君士坦丁的赠予”的事项。为了给丕平的馈赠披上一个古老的合法外衣，教士们伪造了一个文件，把它说成是君士坦丁皇帝颁布的一项教令，大意说，当他创建新罗马时，他曾将旧罗马以及其所有的西方领土赠给了教皇。作为教皇世俗权力基础的这项馈赠竟被以后中世纪的人们信以为真。文艺复兴时公元1439年它才为罗伦佐˙瓦拉斥为赝品。他曾写了一本“论拉丁语言幽雅”的书，而这种幽雅自然是八世纪作品所缺乏的。在他发表了这本驳斥“君士坦丁的赠予”的书和他的另一起赞美伊壁鸠鲁的论文之后，奇怪的是，他竟被当代热爱拉丁文风胜于教会的教皇尼古拉五世任命为教廷秘书。虽说教皇对教会的领地的管辖权是以那项伪托的赠予为依据，然而尼古拉五世却并未提议放弃教会所辖的领地。
这个有名文件的内容曾为C﹒戴利勒˙伯恩斯概述如下：
在概述了尼西亚信条，亚当的堕落和基督的诞生之后，君士坦丁说他患了痲疯病，由于多方就医无效因而前往求助于“朱比特神殿的祭司们。”他们建议他杀死一些婴儿，并在婴儿的血中沐浴，但由于婴儿母亲们的眼泪，他乃放还了她们。当夜，彼得和保罗向他显现，对他说塞尔维斯特教皇正隐居于苏拉克特的洞穴里，他会治好他的。于是他便来到了苏拉克特，这时“万国教皇”告诉他彼得和保罗不是神，而是使徒
；并拿出他们的画像给他看，他认出这两个人正是上次显现时的人物，并在他所有的州长面前承认了这事。于是教皇塞尔维斯特指定他穿着马毛衫进行一段时期的赎罪
；然后给他施了洗礼。这时他看到有手从天上触及他。于是他的痲疯病被治好了，并自此放弃了偶像崇拜。以后，他和他所有的州长们﹑元老院贵族以及全体罗马人民考虑最好将最高权力让给罗马的彼得教廷，并使其凌驾于安提阿﹑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以及君士坦丁堡之上。然后他在拉特兰宫内建立了一所教堂。他把皇冠﹑三重冠和皇袍赐给了教皇。他把三重冠戴在教皇头上，并替教皇牵着马缰。他“把罗马，以及西方所有的省﹑县和意大利城市让给赛尔维斯特和他的后继者
；永久作为罗马教会的管辖区”；然后，他迁到东方，“因为在天上皇帝已经设置了主教权位和基督教首脑的地方，世俗的皇帝已不配再去掌权了”。
伦巴底人并不顺从丕平和教皇，但他们却在屡次战争中为法兰克人所战败。公元774年丕平的儿子查理曼终于进驻了意大利，彻底击败了伦巴底人，自认为他们的国王，然后占领了罗马，并在此确认了丕平的赠予。当时的教皇哈德理安和列奥三世发觉在各方面促进查理曼的计划是对他们有利的。查理曼征服了德意志的大部地方，以强烈的迫害手段使撒克逊人改信了基督教并于最后独自恢复了西方帝国，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由教皇加冕即皇帝位。
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在中世纪理论方面划了一个时代，但在中世纪实践方面却远非如此。中世纪是一个特别热中于法权虚构的时代，当时的虚构主张前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在˙法˙律˙上仍隶属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而皇帝是被认为˙合˙法权威的唯一源泉。法权虚构的大师查理曼曾主张
：帝国的皇位尚无人继承，因为统治东方的伊琳﹙她自称皇帝而不称女皇﹚是个篡位者，因为女人是不能做皇帝的。查理从教皇那里为自己的主张找到了合法根据。因而教皇与皇帝从最初就有过一种奇妙的倚存关系。无论是谁，若不经罗马教皇加冕就不能做皇帝
；另一方面，数世纪以来每一代强力的皇帝都主张有任免教皇的权限。中世纪法权的理论有赖于皇帝与教皇双方的决定；双方虽都为这种倚存关系而感到苦恼，但历时数世纪之久一直无法避免。他们彼此之间经常发生摩擦，这种摩擦时而有利于一方，时而有利于另一方。公元十三世纪里双方的斗争终于达到无从和解的地步。教皇虽获得了胜利，但不久以后却失去了道德上的权威。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二者并存了几个世纪，教皇一直延续到现在
；皇帝则延续到拿破仑时代为止。然而，所建立起来的关于双方各自权力的精致的中世纪理论，却在十五世纪时即失去了效力。这理论所主张的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在世俗方面被法兰西﹑西班牙以及英吉利等君主国的强权所摧毁
；在宗教方面则为宗教改革所摧毁。
关于查理大帝和其随从的性格，盖哈特˙泽里格博士曾概括叙述如下：
在查理的宫廷里展开了波澜壮阔的生活。我们在那里既能看到豪华与天才，也能看到不道德的行为。查理一向不注意那些招致在他周围的人们。他本人并非一个模范人物，因而对于自己所喜欢的人或认为有用的人都能许以最大的自由。他虽被称为“神圣的皇帝”，但他的生活却显不出什么神圣。阿鲁昆就曾这样称呼查理，并赞扬皇帝美丽的女儿罗楚德是一位娴淑的女性，尽管她和梅因的罗得利克伯爵陈仓暗渡，生过一个男孩。查理离不开他的女儿们，他不允许他们结婚，因此，不能不使他得到这样的后果。另外一个女儿蓓尔塔和圣里其耶修道院虔诚的院长安吉尔伯特之间生过了两个男孩。事实上查理的宫廷是个恣情纵欲的生活中心。
查理曼是个精力充沛的蛮人，在政治方面与教会结成同盟，但他却不关心个人的虔诚。他既不会读又不能写，但他却掀起了一次文艺复兴。他在生活上是放荡不羁的，同时又过分溺爱自己的女儿。但他却不遗余力地勖勉臣民过圣洁的生活。他和他的父亲丕平一样曾巧使传教士的热诚为自己在德意志扩张势力，并设法使教皇服从他的命令。教皇们都心满意足地听从他的命令，因为当时的罗马已成为一个蛮族的都市，如果没有外界的保护教皇自身的安全是毫无保障的，而且历次教皇的选举也早已变成了混乱的派系斗争。公元779年，地方的敌对者逮捕了教皇，把他投入监狱，并威胁要刺瞎他的眼睛。查理在世时似将开始一个新秩序，但他死后却除去一套理论以外什么也没有遗留下来。
教会所得的利益，特别是教廷所获得的利益，比西罗马帝国所得的利益更为稳固。在教皇大贵格利三令五申下的一个修道僧团体劝化英格兰改信了基督教，因此英格兰比那些有主教﹑但习惯于地方自治的国家，对罗马更为恭顺。德意志的改宗主要是英格兰传教士圣鲍尼法斯﹙公元680–754﹚的功绩。他是个英格兰人，曾是查理˙马特尔和丕平的朋友，并且全面效忠于教皇。鲍尼法斯在德意志建立了许多修道院。他的朋友圣戈勒在瑞士建立了一所名为圣戈勒的修道院。根据某些权威者所述，鲍尼法斯曾按《列王纪上卷》中的仪式为国王丕平举行过涂油式。
圣鲍尼法斯的原籍是德汶州，受教育于爱克塞特和温切斯特。他于公元716年去弗利西亚，但不久即返回。公元717年他去到罗马。并于公元719年被教皇贵格利二世派往德意志去劝化德意志人改教，以及对爱尔兰传教士的影响进行斗争﹙可以追忆的是
：爱尔兰传教士曾对复活节的日期和削发的形式犯了错误﹚。他在取得相当成就之后，于公元722年回到罗马，在罗马被贵格利二世任命为主教，并宣誓服从教皇。教皇给了他一封致查理˙马特尔的信，并任命他在劝化异教徒改教的使命之外，去镇压异教徒。公元732年他被提升为大主教
：公元738年他到罗马作了第三次访问。公元741年教皇札卡理阿斯任命他为教皇使节并命令他去改革法兰克的教会。他建立了弗勒达修道院，并为这修道院制订了一套比边奈狄克特教团还要严格的规章。然后他和撒尔兹堡的一名爱尔兰籍主教，弗吉尔发生了一场争论。弗吉尔虽曾主张在我们的世界以外尚有其它世界，但也是一位被正式列入圣籍的人物。公元754年鲍尼法斯和他一同回到弗利吉亚后遭到异教徒的屠杀。德意志基督教之所以成为教皇派，而不成为爱尔兰派，主要是由于他的功绩。
英格兰的一些修道院，特别是在约克州的那些修道院，在当代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罗马统治期间的不列颠文明早已荡然无存，由基督教传教士所导入的新文明几乎全部集中于全面直接仰赖罗马的边奈狄克特派修道院。可敬的毕德是贾罗地方的一个修道僧。他的学生埃克伯特，约克的首任大主教，建立了一所教育过阿鲁昆的教会附属学校。
阿鲁昆在当代的文化中是一重要人物。公元780年他于前往罗马途中，在帕尔玛谒见了查理曼。皇帝雇他教法兰克人拉丁语，和教育皇帝的家属。他在查理曼的宫廷里度过了大部分生涯，从事教育与建立学校。晚年他当了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他着了一些书，包括一本用韵文写的约克教会史。皇帝虽然没受过教育，却深信教化之功，他暂时缓和了黑暗时代中的黑暗。但他在这方面的工作却为时很短。约克州的文化逐渐为丹麦人所毁灭，法兰西的文化也遭到诺曼人的破坏。撒拉森人袭击了意大利南部，攻克了西西里，并甚而于公元846年袭击了罗马。总而言之，在西方基督教世界里公元十世纪堪称一最黑暗的时代
；因为公元九世纪曾受到英吉利一些僧侣，以及约翰˙司各脱这一杰出人物的拯救。
关于后者，我即将作一较详的介绍。
查理曼死后加洛林王朝的衰颓以及查理曼帝国的分裂，首先为教廷带来了利益。教皇尼古拉一世﹙公元858–867﹚曾把教皇的权力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和东西两罗马帝国的皇帝们
；和法兰西秃头王查理；和洛林王罗塔二世；以及几乎全体基督教国家的主教们发生过争执；然而在几乎从所有的争执中他都取得了胜利。许多地区的僧侣早已依附于地方诸侯，于是他便着手扭转这种局面。他的两大争端是关于罗塔二世的离婚事件，和关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伊格纳修斯的非法罢免事件。贯穿整个中世纪时期教会的势力，经常干预皇室的离婚问题。国王都是些刚愎自用的人，他们认为婚姻的不可解除是一项只限于臣民的教规。然而只有教会能缔结神圣的婚姻，假如教会公布某项婚姻无效，那末就很可能引起王位继承纷争或王朝战争。因此教会在反对皇家离婚事件和非法婚姻事件中占有极其有力的地位。在英格兰，教会在亨利八世治下丧失了这种地位，但在爱德华八世治下又恢复了这种地位。
当罗塔二世申请离婚时，他获得了本国僧侣的同意。但教皇尼古拉却撤掉了默认这事的主教们，并全面拒绝承认该王的离婚申请。罗塔的兄弟皇帝路易二世为此曾进军罗马试图恫吓教皇
；但终因迷信性恐惧的增长而撤退。于是教皇的意志终于获得了胜利。
伊格纳修斯大主教的事件是饶有兴趣的，这事说明教皇在东方依然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力。伊格纳修斯因交恶于摄政王巴尔达斯而被免去大主教的职位
；弗修斯乞今本为一俗界人士，却被提升为大主教，拜占庭政府请求教皇批准这件事。
教皇派遣了两位使节前往调查；他们到达君士坦丁堡之后，因受到恫吓，竟而同意了既成事实。这件事曾在教皇前隐瞒了一段时期，但当教皇得悉这件事后，他便采取了断然的措施。
并在罗马召集了一次宗教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他免去了一名使节的主教职务，同时又罢免了授予弗修斯圣职的叙拉古的大主教
；他咒逐弗修斯；斥革所有经弗修斯受予圣职的人，同时并恢复了因反对弗修斯而被革职的人的职位。皇帝米凯尔三世为此十分恼怒，他给教皇写了一封忿懑的信，但教皇却回答说
：“国王兼任祭司，皇帝兼任教皇的日子已成过去，基督教已把这两重职务分开了，基督徒皇帝关于永生问题需要教皇，但教皇除去在有关属世的事务方面是不需要皇帝的。”弗修斯和皇帝为了报复也召集了一个宗教会议，会上将教皇破门并宣布罗马教会为异端。过了不久，皇帝米凯尔三世遭到暗杀，他的继承者巴歇尔恢复了伊格纳修斯的职位，并在这件事上公开地承认了教皇的权限。这一胜利发生于尼古拉死后不久，而又几乎完全归功于宫廷革命的暴发。伊格纳修斯死后，弗修斯重新当了大主教，从而扩大了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间的裂痕。因此，假如从长远着想，尼古拉在这件事上的政策不能说是胜利的。
尼古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主教们比强加于国王们更为困难。大主教们认为自己是非常伟大的人物，他们是不肯驯服于一个教会的君主的。然而尼古拉却主张主教的存在主要归功于教皇，当他在世时，他总算大致上成功地普及了这种见解。在这些世纪里，有过主教应该如何任命的重大疑问，主教们原先是由忠实的信徒从主教区城市中用口头选举出来的
；其次也经常为附近教区主教们的宗教会议所选出；但也有时为国王或教皇所选任。主教们可因重大理由得从撤换，但他们究竟应该受到教皇，还是地方性宗教会议的裁判则是不明确的。所有这些不明确之点恒使得这样一种职位的权能有赖于各该职位负责人的毅力和机敏。尼古拉把教皇的权力扩张到当时可及的最大限度
；但在他后继者的统治下，这种权力重新陷入了一个低潮。
公元十世纪时教廷完全被置于地方性罗马贵族的统治下。这时关于教皇的选举问题还没有既定的制度
；教皇的选任有时仰赖群众的拥戴；有时仰赖皇帝们或国王们，有时就象在公元十世纪中一样仰赖罗马市的地方掌权者。这时，罗马和教皇大贵格利在世时有所不同，罗马已不是一个文明的城市了。这里不时发生派系战争
；一些豪门望族又不时通过暴力和贪污的联合手段攫取统治权。西欧的紊乱和衰颓在此时已达到使全体基督教国家几乎濒于毁灭的程度。皇帝和法兰西国王已无法制止在其境内名义上仍为其诸侯的一些封建主所制造的无政府状态。匈牙利人袭击了意大利北部，诺曼底人入侵法兰西海岸，直到公元911年将诺曼底地方划归他们，他们才以此作为交换条件皈依了基督教。然而意大利和法兰西南部最大的危险却来自撒拉森人，他们既不接受基督教，也不尊重教会。大约在九世纪末叶，他们征服了全部西西里
；并定居于那不勒斯附近的嘎里戈里阿诺河畔；他们破坏了蒙特˙卡西诺及其它大型修道院；他们在普罗望斯海岸有一块殖民地，并从那里劫掠了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谷地带，遮断了罗马与北方的交通。
撒拉森人对意大利的征服为东罗马帝国所阻止，东罗马帝国于公元915年战败了嘎里戈里阿诺的撒拉森人。但其国势却不能象查士丁尼征服罗马时那样，足以统治罗马。教皇的职位在将近一百年的岁月中竟变作了罗马贵族阶级或塔斯苛拉姆诸侯的赏赐物，公元十世纪初最有权力的罗马人是“元老院议员”狄奥斐拉克特和他的女儿玛柔霞，教皇的职位，几乎为该家所世袭。玛柔霞不但相继有好几个丈夫，而且还有无数的情夫。她将其中的一个情夫提升为教皇号称塞尔玖斯二世﹙公元904–911﹚。她俩的儿子是教皇约翰十一世﹙公元931–936﹚
；她的孙子是约翰十二世﹙955–964﹚，他在十六岁时便当了教皇，“他使得教皇的坠落达于底极，由于其荒淫的生活和奢靡的酒宴，不久便使拉特兰宫成为世人注目之的了。”玛柔霞可能成为女教皇朱安﹙PopeJoan﹚传说的根源。
这一时期的教皇们当然丧失了以前诸教皇在东方所具有的一切势力。他们失去了教皇尼古拉一世对阿尔卑斯山以北主教们行之有效的统治权。各地的宗教会议对教皇声明了全面独立，但它们对专制君主和封建领主们却保持不了独立。主教们日益为世俗封建领主所同化。“因而，教会本身也象世俗社会那样，成为同一无政府状态的牺牲
；各式各样的邪恶毫无止境地蔓延着；一些稍事关心宗教及关心拯救信徒灵魂的僧侣无不为当前普遍的颓废而悲叹，于是他们便引导着忠实信徒去注视那世界末日的景象和最后的审判。”
过去有人曾认为当时流行着一种恐怖，就是说，当时的人害怕公元一千年将成为世界末日的年份。然而，这种想法却是错误的。因为自从圣保罗以来，基督徒就一直相信世界末日的临近，而他们却依然如故地进行其日常的工作。
为了方便起见，公元一千年不妨被认为是西欧文明衰退达于极点的年份。从这以后开始了一直延续到公元1914的文化上升运动。开始时，这进步主要须归功于修道僧的改革。在修道僧教团以外的大部分僧侣早已变得暴戾﹑败坏和世俗化了
；由于虔诚信徒布施而来的财富与权势腐化了这些僧侣，这种事情甚至在修道僧教团中也屡见不鲜，但每当道德力有所衰颓的时候，一些改革家必以新的热忱，使其重新振奋起来。
公元一千年之所以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还有另外一项原因。大约在此时期，回教徒和北方的蛮族至少停止了对西欧的征战。哥特人﹑伦巴底人﹑匈牙利人和诺曼人相继入侵
；各部族相继改信了基督教，但每一部族都削弱了文明的传统。西方帝国分裂为许多蛮族王国；诸国王对他们的臣属丧失了统治权；从而呈现了一种具有经常大小不同规模战事的普遍无政府状态。最后所有强悍的北方征服者部族都改信了基督教，并定居于各地。诺曼人是最后期的侵入者，他们特别显示了文明的才智，他们从撒拉森人那里夺回了西西里，从而保卫意大利不受回教徒的威胁。他们把丹麦人从罗马帝国中分裂出去的大块英格兰领土重新纳入罗马的版图。当他们一旦定居于诺曼底之后，立即允许了法兰西的复兴，并对它给予了实质的帮助。
我们用“黑暗时期”这一词汇来概括公元600年到公元1000年这一段时期意味着我们过分着重了西欧。这一时期，适值中国的唐朝，也就是中国诗的鼎盛时期，同时在其它许多方面也是一个最为出色的时期。从印度到西班牙，盛行着伊斯兰教光辉的文明。这时举凡基督教世界的损失不但不意味着世界文明的损失，而且正好是恰恰相反。当时没有人能想象西欧在武力与文化方面会在以后跃居于支配地位。对于我们来说好象只有西欧文明才是文明，但这却是一种狭隘的见解。我们西欧文明中大部分文化内容是来自地中海东岸，来自希腊人和犹太人的。论及武力
：西欧占优势的时期起自布匿战争到罗马的衰亡––约为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400年间的六个世纪。此后在武功方面便再没有任何一个西欧国家能与中国﹑日本或回教国家相提并论了。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的优越性一部分须归功于科学和科学技术，一部分须归功于在中世纪里慢慢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从事物的性质方面来看，这种优越性，是没有理由持续下去的。俄国﹑中国和日本，在当前的大战中显示了很大军事力量。所有这些国家都把西方国家的技术和东方的意识形态––拜占庭﹑儒教或神道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印度如果获得解放，也将贡献出另一东方的因素。假如文明继续下去，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文明必将呈现文艺复兴从来从来未有的多样性。有一种比政治的帝国主义还要难于克服的文化帝国主义。西罗马帝国灭亡许久以后—甚至到宗教改革为止—所有欧洲文化都还保留着一抹罗马帝国主义色彩。现在的文化，对我们来说，是具有一种西欧帝国主义气味的。在当前的大战之后，假如我们打算在世界上生活得更舒适，那末我们就必须在思想中不仅承认亚洲在政治方面的平等也要承认亚洲在文化方面的平等。我不知道，这种事将要引起什么变化，但是我确信，这些变化将具有极其深刻和极其重要的意义。
卡诺莎之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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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查理大帝于公元800年被罗马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以后，竟使罗马教皇有了与世俗政权争权夺利的资本，从而导致了长达数百年之久的政教之争。在萨利安王朝亨利四世（1056-1106年在位）统治时期，这场政教之争最为激化并最终导致战争。
1075年，教皇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趁德国国内局势未稳之际，命令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宣布教皇的地位高于一切世俗政权，甚至可以罢免皇帝。对此，亨利四世以召集德意志主教会议，宣布废黜教皇相对抗。于是贵格利七世发布敕令，废黜德皇亨利四世，革除其教籍，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与此同时德国国内以土瓦本公爵鲁道夫为首闹独立的一些诸侯宣称，倘若亨利四世不能得到教皇的宽恕，他们将不承认他的君主地位。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亨利四世再也无法顾及自己高贵的皇帝身份，演出了一场德国版的“负荆请罪”。
这位德皇决定暂时委屈一下自己，前往意大利北部托斯坎纳伯爵夫人的卡诺莎城堡（Canossa），以向隐居在那里的教皇忏悔请罪的方式来争取时间。1077年1月，年仅26岁的亨利四世带着他的妻子和孩子站在满地白雪的卡诺莎城堡的院子里。根据习惯，年轻的德皇赤足披毡站在寒冷的雪地里苦苦恳请教皇接见，并原谅他这个认了罪的人。而贵格利七世这位出身低微的手工匠人的儿子，硬是让高贵的德皇在室外整整等了三天，直到使其受尽了精神上的侮辱后才出来恩赐给这位忏悔者一个赦罪的吻。
从表面上看，教皇贵格利七世是这场斗争的胜利者。而真正的胜利者却是亨利四世。
因为此后反对他的诸侯们就失去了另立皇帝的借口。而且人民也同情他并站到了他的一边。亨利四世得以有时间平息以鲁道夫为首的诸侯反对派。1080年，鲁道夫在战斗中死去。亨利四世立即挥戈南下，将矛头直指意大利，准备以武力血洗“卡诺莎晋见”之辱。1084年，德皇大军攻陷罗马。贵格利七世匆忙出逃。亨利四世遂另立新教皇革利免三世。次年，贵格利七世在孤独中客死意大利南部的萨莱诺。一种大丈夫能屈能伸的实用主义气度使亨利四世终于笑在最后。
卡诺莎城堡（Canossa）
主后1075年，教皇贵格利七世（Gregory
VII）命令亨利四世放弃任命德国境内各教会主教的权利，引发了一场「授职权」之争。教皇以「天授神权」之说，在贵族的支持下，开除了亨利四世的教籍，并废黜了他的王位。1077年，亨利四世来到卡诺莎城堡（Canossa），在雪地里叩门求赦，向教皇悔罪认错，并重新取得教籍。此历史事件说明，君王的权力完全在教皇掌控之下。然而，这位受到奇耻大辱的皇帝回去之后，重新振作，打败敌对势力，攻回罗马，使贵格利七世落荒而逃，死于途中，报一箭之仇。
皮德蒙谷（Piedmont）
皮德蒙谷是瓦勒度派信徒居住、出没之处，亦为天主教极力肃清的地区。1488年，瓦勒度派在此受到攻击。此处亦为1655年复活节，大举诱骗屠杀瓦勒度信徒之所。
杜林（Turin）
杜林位在离米兰约车程两小时的地方。此处之所以闻名，是因为圣约翰大教堂附属的小礼拜堂里，藏有一件传说是包裹耶稣的裹尸布，又称杜林裹尸布。此布被视为意大利国宝，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1202-1204年），从君士坦丁堡带。1578年，路易斯公爵的后人将它捐给圣约翰大教堂后，即一直收藏于此，鲜少对外展览，廿世纪仅公开展览过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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