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篇　海外宣教运动

第二十篇　海外宣教运动

一、辅读文献

1. 历史概述
2. 二十世纪海外宣教运动
3. 克里威廉小传
4. 马礼逊小传
5. 戴德生小传
6. 剑桥七杰（震憾时代的七位宣教士）

二、历史景点

1. 英国国家海事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2. 内地会伦敦办事处
3.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4. 马礼逊纪念馆（Robert Morrison Memorial）

三、讨论题纲

1. 海外宣教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2. 宣教运动对中国的影响

历史概述

1. 海外宣教运动的兴起

英国福音派大复兴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带进了十九世纪蓬勃的海外宣教运动。其实早在十八世纪初，德国敬虔运动的中心─哈勒大学、摩尔维亚教会、以及贵格会等团体，已陆续差遣教士前往欧、美、亚、非等地，并设立了几个相关的宣教组织。然而，真正普遍的海外宣教运动，要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才真正开始。随着航海运动的盛行，以及英国海权上的胜利，循道运动为英国所带来的属灵复兴，至终成了福音化万民的伟大托付要将国度的福音，传遍整个居人之地。

1768年开始，英政府委任库克船长（James Cook）航行太平洋，发现了许多新的地区。他回来后，将航行的经历写成了一本《库克船长的最后旅程》。这本书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其中一位就是后来的「近代宣教之父」克里威廉（William Carey）。克里威廉于1761年生于英国，原是一名鞋匠，靠着自习而学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和法文，受到美国大布道家爱德华滋（Jonathan Edwards）及其所编写的《戴维布莱纳生平》（The life of David Brainerd）一书的影响，对海外宣教一事有极大的负担。1792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宣教义务暨实务咨议》（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专文，实际的针对海外布道的责任、历史、现况与前景提出详尽的讨论。同年十月，十四位信徒在克里和《摩尔维亚差会期刊》的鼓励之下，成立了一个差传团体，并于来年举家迁往印度。克里威廉初到印度时环境极为艰难，他的妻子无法忍受导致精神失常，然而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克里却排除万难，将圣经译成了二十几种不同的印度方言和小册。克里于1834年逝于印度，他在印度四十年里，始终没有回英国一次，然而他所传回英国的报告，却刺激许多差会的成立，使海外宣教的运动普遍展开。

2. 差传团体与圣经公会的成立

在克里威廉的激励下，伦敦差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1795年成立。来年，他们差遣了廿九位宣教士前往大溪地传道。1807年，第一位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以及1840年到南非传道的李文斯顿医生，均是在伦敦差会的派遣下外出传道的。伦敦差会初成立时，是一个跨宗派的联合差会，后来却渐渐演变成为公理会的附属组织。英国圣公会也于1799年成立了自己的差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也就是后来的安立甘会，当年和受恩教士（M. E. Barber）就是在此差会的派遣下来到中国。此外，循道会于1818年也组织了循道差会（Mrthodist Missionart Society），扩大活动范围，也就是后来的美以美会。类似的差传组织相继在美、德、法、荷等地出现，几乎各宗派都有其独立的差会，以专注发展某一地区的福音工作。

这些差传组织中最大的一个国际差会，是戴德生（J. Hudson Taylor）所创的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戴德生于1832年生于英国约克郡，1853年在中国福音会（China Evangelication Society）的差派下来到中国，后独立成为自由传道人。当时大多的传教士都在沿海一带作工，戴德生看见了内地的广大需要，遂于1865年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戴德生的几个传教原则，如：不对外寻求经济支持，以信心仰望神的祝福；在衣着习惯上入境随俗；以及直接将总部设在中国等，都成了宣教工作的新典范。1885年，七位剑桥的毕业生加入内地会来到中国，他们的奉献，大大激励了其它的英国人，以至于短短五年之内，内地会的传教士人数就从原有的163人，增加到800人，占了整个福音派传教士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除了各式各样的差传组织外，圣经公会也大量兴起，与传教工作相辅相成。1802年，1804年，英国及外地圣经公会在伦敦成立，其主要的宗旨是「鼓励经文本圣经广泛通行」。此组织很快的协助各地，如俄国、荷兰、德国、挪威、瑞典、丹麦等国成立圣经公会。1816年，美国圣经公会（American Bible Society）也在纽约成立，派发圣经给前线的拓荒者、印地安部落、和大量涌进的欧洲移民。举凡宣教士所到之处，立即成立圣经公会，将圣经翻译成当地语言。1946年，全球主要的圣经公会在英国聚集，成立了联合圣经公会（United Bible Societies），加强翻译、出版、以及发行圣经的工作。宣教事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使得福音所到之处教育普及、医疗提升，亦为欧洲的基督教带进了一股新的活力，更多青年人受激励奉献自己，带进了一地一地的复兴。

二十世纪海外宣教运动
（本文摘自http://www.uh.edu/ccbsg/Files.Sharing/jiaohuishi/jdjhsl-9.htm）

路德与加尔文非常强调神的主权，认定神国度的扩展只能由他亲自拣选推动，人除了祈祷以外，便无能为力，故更正教的宣教意识本已不强烈：加上宗教改革深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因此布道事工也颇受狭隘的民族自我中心思想所限制。除莫拉维运动的参与者有向外布道的观念外，宪制的宗教改革者大都没有清晰的宣教与布道意识，他们也不曾推动任何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更正教的海外宣教思想和行动起步甚晚，远比天主教所做的逊色。

天主教的海外宣教传统源远流长，这当然与它强调教会的普世性有密切关系。自古以来，大公教会就宣称它是人间唯一的得救门径，任何人必须加入，否则不能得救，福音广传自是它的首要任务。且不再翻提早期罗马教会派遣传教士到英伦传教，中世纪不少修会以向外传教为其职志这些陈年旧账；单在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在其改革运动中，成立了一个重要的宣教修会：耶稣会（耶稣会的海外传教工作非常出色，更派遣传教士远渡到中国，当中包括有名的利玛窦、汤若望等），更正教的宣教工作自然是望尘莫及了。

纯粹从信仰的角度说，海外宣教事业之所以能?动，实取决于以下两个政治经济因素：第一，教会是否有普世的识见。倘若我是葡萄牙的国民，而国家正处于向外扩张的时期，国旗插遍了全球各地，这无疑使将我的国际视野扩阔了。惟有首先具备对世界的认识，才能有关怀普世的福音工作。第二，海外宣教工作的推动需要有足够的支持，这包括经济及军事两方面。没有雄厚的经济支持，根本维持不了昂贵的海外宣教事工。我们不可将现今海空交通发达的情况，套人十八世纪的社会场景中，在那时候，远洋航行不单风险基大，费用也非常高昂。

此外，没有足够的军事实力以为保护，海外宣教工作亦是难以开展的。究其原因有三：其一先进的航海技术是随商业经济及军事扩张而发展的；其二，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护航，船队也难以安全抵达目的地，更遑论从事宣教了；其三，宣教工作大多首先在母国所霸占的殖民地进行，故母国籍军事和经济力量开辟的疆域愈大，供宣教士驰骋的空间便愈广阔。如此看来，欧美的海外宣教，与军事和经济的扩张，的确是分不开的。

英国是十八世纪最强大的海权国家，大不列颠国（GreatBritain）有[日不落国] 的美誉，国旗遍布世界各地，独领风骚。故她在这个世纪亦成为宣教士的最大输出国。宣教活动与海外的政治与经济扩张有密切的关系，这是不能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过，我们却不同意某些对宣教工作阴谋论式的指控——如基督教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宣教士是殖民地扩张的先锋部队等。我们相信开展宣教事工的原初动机是纯粹宗教性的，就是要实践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　宣教士在这个福音使命的感召下，离开他们熟悉的社会和文化，踏足一个完全陌生的宣教工场，并摆上一切包括性命在内的重大代价。至今并无证据显示更正教的差会与宣教士曾被政府授予任何的政治或经济任务，而宣教士在工场所从事的一切活动，亦毋须向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交代。因此，所有关于宣教士为殖民主义者的指控都是臆测的。个别宣教士也许出于民族感情或其它考虑，曾在宣教工场上参与其母国的政治及经济活动，但这样的事件只能说是偶然的、独立的，绝对不是按照某个既定的侵略计划而有的行动。事实上，在殖民地拓展的早期，由政客与商人所组成的殖民者，大都不欢迎宣教士到来，惟恐宣教士会妨碍他们对被统治者的肆意盘剥呢！虽然来自相同国家，宣教士与殖民者的利益却非一致的。

由于宣教工作肇始于对外扩张的时期，故差会和宣教土不可避免地分享了扩张主义的时代心态。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将福音使命与文化征服混同起来，认定所有非西方基督教的民族和文化都不仅是落后的、野蛮的、无知的，更是属于魔鬼的；宣教士的责任除了要改变这些人民的信仰外，也得?蒙他们愚味闭塞的思想，改造他们的社会和文化，使他们并入由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开化（civilizing）与基督教化（Christianizing）是同一个使命的一体两面。1816年，美国国外布道理事会（American Board of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明文确定其对本土印第安人的宣教立场：[让整个部落说英语，在生活习惯上开化，在宗教信仰上接受基督教] 。这样的宣教观点为宣教事工及日后建立的所谓[后进] 教会，带来无穷的祸患，至今仍未能彻底消弭。

随着威廉克理的宣教呼声与他所作的典范，加上当时英国及美国已培育出恰当的宣教土壤，故向海外宣教的异象得到两国教会及信徒强烈的反应。十多年间，海外宣教组织纷纷成立。

英国方面，由公理宗的信徒组成的[伦敦传道会] （LondonMissionary Society）于 1795年成立，并派遣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传教。此外，[苏格兰传道会] （The Scottish and Glasgow Missionary Societies）亦于1796年成立。 1799年年圣公会低教派牧师及信徒组成了[教会传道会] （The ChurchMissionary Society），这也不是圣公会的官方组织。1804年，[大英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成立，致力将圣经翻译成各地方言语。1814年，[循道宗传道会]（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成立，这是首个宗派性的差会。嗣后，有更多宗派与超宗派的差会陆续建立。

美国方面，公理宗平信徒自发组成「美国国外布道理事会。（简称[美部会]于1810年成立，这是十九世纪最大的差会。1814年，浸信宗传道会）（The General Missionary Conventionof the Baptist Deno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for Foreign Missions，后称 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亦成立。

欧洲方面，1815年，第一个欧洲差会成立，名为[巴色会]（ Basel Missionary Society ），由一班在瑞土巴塞尔（又译巴色）受改革宗影响的信义宗信徒组成，这即是日后的崇真会。

从威廉克理发出向海外宣教的呼吁开始，短短二十年间，便已有十个欧美各地的差会成立，可谓蔚然成风。这些新成立的差传机构，纷纷差派宣教士到各地传教，建立福音据点。而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有愈来愈多超宗派的宣教团体成立。戴德生（Hudson Taylor， 1832－1905）在1865年成立[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成了日后那些所谓信心差会（FaithMission）的样板典型。它们不设筹款制度，宣教士也没有固定薪酬，纯粹凭信心踏入工场。日后，也有不少宣教土是不经任何差会差派，带着自己的家财或自筹资助，独自前赴宣教的，这些「自给自足。（self－employed）的宣教士称为[信心宣教士]。

由于十九世纪的英国及二十世纪继起的美国，都是头号的经济强国，工商业发达，足以支持成千上万的宣教士到海外工作。加上英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由非洲开始，绵延至近东、阿拉伯半岛、印度、东南亚、香港（及中国），都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及与英国有邦交的国家差会实在不愁没有可供开拓的工场。

倘若十九世纪上半叶是海外宣教事业的拓荒期，则从 1850到1900年，便是更正教宣教运动扩展的黄金时期。从年份来看，1807年，第一位宣教士踏足中国；而在1835年，宣教土首次踏足日本。由此可见，在欧美教会觉醒到海外宣教的责任后，不到半个世纪，宣教土便已来到最偏远的远东地区。粗略地从地理和国家上说，基督教已到达了[地极]，虽然事实上尚有许多内陆地方和人民未闻福音。

由于欧美的政治和军事势力雄霸全球，亚洲和非洲诸国在自愿或被迫的情况下，都得向宣教士大军开放，容让他们在全国各地建立福音据点。1857年，印度全面开放传道；1860年，中国被迫要全面开放传道。这年因英法联军攻陷北京，胁迫满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传教成了中国割让给西方的附带条件之一，中国须全面向列强开放，外国人可以到中国任何一个城市自由活动。宣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保障下，得以自由进入内地，从事福音和慈惠工作。政治与宗教关系之密切，是很难简单地否定的。

近代宣教运动的最大成就，是将基督教变成普世宗教。在十八世纪以前，基督教虽不至说是欧美白人的宗教（在近东和非洲，尚有一些小教派存在），但却与全球大多数民族无关。惟有在宣教士前仆后继的努力下，一直到了二十世纪，基督教才在全球大多数国家里奠立根基，并且以一个较多元化的面貌展现于人前。倘若没有宣教运动，今日基督教的境况肯定大大不同。

除了扩展基督的国度以外，宣教运动对基督教的日后发展最少有两个重要的贡献。第一个贡献是促进了普世合一运动。一方面由于宣教运动是大奋兴运动的直接?物，而后者主要由平信徒带动的超宗派运动，故合一意愿较强；另方面，宣教工作显示了各种棘手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是教会过去从未遇上的，故要求不同宗派的参与者通力合作，共同处理。特别在异域的宣教工场中，最容易促成宗派间的合作和彼此的合一。宣教运动是二十世纪基督教普合一运动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第九课所要讲述的课题。

第二个贡献是大幅提升教会中妇女的地位。无可否认，基督教向来都有以男性为中心的倾向，传道同工和管理阶层多由男性担任，许多教会禁止妇女站上讲坛，更遑论按立妇女为牧者了。可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十九世纪末以后，妇女宣教士的人数逐渐超越了男性，并且一直维持领先的地位，直到今日。因为男性宣教士大多携同家眷前赴宣教工场，却有不少妇女是单身踏上宣教之旅的，故连同男性宣教士的妻子合计，妇女人数便较男性为多了。宣教工场的人力需求紧张，无论男或女，宣教士都要担任独当一面的角色，难以期望有同工可与配搭；要是某个福音据点由女宣教士负责，那她自然得承担讲道与派餐的工作，不可能每周从别处调遣一位男性同工前来协助。因此，传统教会许多宗教与文化的条条框框，在宣教工场上都被打破了。举例而言，英国圣公会近年才通过按立女牧师，但仍遭到不少人反对；但在中国，早于四十年代便已有圣公会女牧师被按立了。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由宣教工场发展出来的教会，妇女地位一般都较在欧美本土教会的为高，她们实际参与教会各方面的工作，并且跻身管理和领导的位置。

威廉克里小传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28.htm）

没有学位，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钱财和当权的朋友。出身贫苦的鞋匠学徒，竟把圣经翻译成二十多种语文，并成为近代宣道的先锋。他的名言："望神行大事，为神作大事”，扩大了基督徒的远象。

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于1761年八月十七日生于英国保罗司浦（Paulerspury, Northamptonshire），十四岁时，去作鞋匠学徒。十八岁那年，有一天，他在外面商店使用一枚假币，被人发现，回来后心甚不安。有个同事的青年，看出他心中的不安，把福音介绍给他。他在神面前祷告认罪，悔改重生了。

克里感到把福音真光照进黑暗的负担。他在寝室的壁上，悬挂一幅世界地图，天天为了失丧的灵魂祷告。这个小人物的心，扩展到广大的世界。同时，照着神所给他的异象，积极准备自己。神给他语文恩赐，克里着心研究，精通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并意大利文和荷兰文。他从1783年，就是浸礼会的会友；1787年，被按立为家乡附近一教会的牧师，仍然兼作制鞋业。但他早已预备好福音的鞋了。

1789年，克里受聘任莱斯特（Leicester）浸信会牧师。三年后，发表基督徒应尽力传福音使外邦人归正。那年，教会的年会在North Hamptonshire举行，他在会中分发，并向大会提议讨论"大使命”。当时的大会主席John C Ryland 当众教训他说："年轻人，坐下！当神要叫外邦人悔改时，祂知道怎样去作，用不着你我操心。”

不过，克里并没有长久安坐不动。他进一步联合十二位教牧，组成英国浸礼会宣道协会，会员缴纳会费，支持国外宣教工作。在那年五月三十日，克里宣讲了一篇划时代的信息，经文取自以赛亚书第五十四章2至3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止，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

1793年，新差会派遣克里和多马（John Thomas）医生，到印度加尔各答。

次年，克里请求退出宣教士名单，因他受任Mudnabati蓝靛制作厂的监督，在经济上自给。他讲道，教导，并开始翻译圣经成孟加拉国文。他的宣教异象，和英国的政策不能合辙，被迫离开英国殖民地地区；克里挈家迁移到近加尔各答的丹麦小区塞兰坡（Serampur）。

1799年，马士曼（Joshua Marshman,1768-1837），和华德（William Ward, 1769-1823）等到印度与克里同工。马士曼出身织布工人，也是语文学者，后来成为更正教第一本中文圣经的翻译者（1822年出版）。因为英浸宣会支持的经费有限，马士曼夫妇创立了三所学校，其中二所教导欧洲人子弟，一所为印度儿童。克里则在威廉堡大学（Fort William College）教授东方语文，继续三十年；以所得薪资，加上马士曼收的学费，后来发展了二十六个教会，一百二十六所学校，学生达一万余名。华德学过印刷及新闻，后奉献勤修神学，参与宣道事工；是杰出的印刷者。三人同心合意，配搭洽当，是最理想的团队，称为"塞兰坡三子”（Serampore Trio），组成了独立宣道会，并设有印刷厂，印发圣经及书籍。英国政治家，国会议员兼人权运动者卫博福（William Wilberforce）称之为"英国的殊荣”。

克里把圣经译为孟加拉国文（Bengali），北印度文（Hindi），梵文（Sanskrit），阿萨姆文（Assamese），及Oriya, Marthi语文。并将部分圣经译成其它二十九种语文及方言，又编订六种不同语文的文法及字典。加上与马士曼合译的，使印度共有四十四种圣经译本。他们也把印度文学中的史诗，和中国古典文学，译英文介绍给西方。

1800年，第一个印度教徒，受浸成为基督徒。克里不仅自己传福音，更鼓励印度信徒作宣教士；这在当时是崭新的宣教战略观念。为了促进文化和社会福利，他首创印度的医药宣教事工，储蓄银行，并神学院，女童学校，和孟加拉国文报纸。他也建立了印度第一所现代印刷所，造纸厂，和蒸气火车。他也翻译西方的农业及园艺书籍介绍到印度，并推广农业改良试验；于1820年，成立了印度农艺学会。

他关心社会问题。印度有个传统的恶俗，就是把寡妇用火烧死，给亡夫殉葬，称为"苏替”（Suttee, 梵文作Sati）；克里深深恨恶，以为是极不人道。他得到了印度"大圣人”泰戈尔（Maharidhi Debendranath Tagore，诺贝尔文学奖诗人泰戈尔的父亲）的支持，1829年，正式禁除了这恶俗。

1834年六月九日，维廉克里服事了远方的人四十二年后，在印度塞兰坡逝世。

他的宣教行动，激励后来宣教差会相继建立。他也编写了孟加拉国文字典及文法书，被尊为"孟加拉国文之父”，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大诗人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41），于1913年，成为第一个得诺贝尔奖的亚洲人；他的得奖作品是诗祭（Gitanjali），是用孟加拉国文写成，后来自己译为英文。

这位印度的使徒维廉克里，为了遵行主的"大使命”，作近代宣教的先锋，把一生奉献给遥远神秘的印度次大陆。环境是那么困难，成就是那么大，更唤醒了教会，注意从事宣教运动，所结累代的果子，无法数计。在他长卧之处的墓碑上，却写着：贫穷，可怜，无助的小虫，我落在主慈爱的臂抱中。

马礼逊小传
（本文摘自http://www.twbm.com/chinese5/history/history_03.htm）

把福音带到遥远东方古老中国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1782年一月五日，生在布勒古林（Buller's Green）, 英国北边近苏格兰的一个村镇。父母是苏格兰长老会的信徒，所以他在基督教信仰熏陶下长大；年十二岁时，即能背诵诗篇第一百十九篇。早年作过鞋匠学徒，在十五岁时，悔改重生，接受了耶稣为救主。他进入奥克斯屯学院（Hoxton College），学习神学，天文，医学，并初步学习中文。

1807年，伦敦宣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按立授马礼逊牧职，差他往中国宣道。那时候的中国，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严禁外人居住，传福音更不必说。到这样一个遥远带有神秘色彩的地方，最理想该是至少二人结伴同往；但没有别人肯去，马礼逊只得孤身登船。另一个问题，是找不到航海的船肯带他去那里。他只得先横渡大西洋，绕南美洲到美国，然后转往中国。航程既长，行船又苦；那年一月八日离岸启航，到九月七日才抵达广州，历时八个月！

到了广州，却不能进行传教。因为他通晓中国语文，就于1809年，接受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分，才得合法居留。不过那时的中国政府，不准华人教授洋人华文，违者处死，更严禁向华人传福音；英国当局，也拦阻他传道。当时，受聘教授他华文的老师，常身怀毒药，预备被察觉时，即服毒自尽，免得身受酷刑。在这样的环境下，马礼逊不能不认真苦学。同时，他进行翻译圣经为中文的工作。1811年，首先译成出版的，是使徒行传；想见他是追慕使徒受苦传福音的脚踪，更可解决所面对的宣道问题，也可以勉励自己；华人同工，也必然受到感动。那时，还没有中文活字版印刷，刊印书籍需刻木版；在1812年，清政府再颁禁令："凡刻印基督教书籍者处死。”因此，马礼逊的译经与刊印工作，是冒极大的危险，必须秘密进行。虽然在困难之中，1813年，中文新约圣经出版。

马礼逊在1807年，同玛丽（Mary Morton）结婚；但新婚夫人不获准居住广州，只得居住澳门；夫妇分居异地，马礼逊需要往返奔波，甚少家庭之乐。他们第一个儿子夭折，竟然没有葬身之地：当地华人不准他埋葬；英国在澳门没有墓地；经过了许多交涉，才得以在澳门北一个小山上，安葬小小的躯体。1815年，马礼逊夫人因为一家水土不服，挈年幼的儿女返回英国；留下了马礼逊孤身一人，继续艰苦奋斗。

1812年，伦敦差会才派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来华协助马礼逊。米怜是苏格兰人，1813年，到了澳门，因为他是传更正教，不见容于葡萄牙政府，被逐出境，而继往广州。米怜在那里，分发福音单张及小册，也学习中国语文。他帮助马礼逊译经。两年后，在马来亚的马六甲，设立了一座印刷所，印行了第一份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The Indo-Chinese Gleaner）。马礼逊和米怜，并于1818年创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宗旨是"教导华人青年英文，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信仰，并教导宣教士等华文”。由米怜担任校长。可惜，米怜于四年后期逝世。他们二人合作翻译成的全部新旧约圣经，则于1824年出版，成为更正教的第二本中文译本圣经（只比马士曼Joshua Marshman译本， 1822年在印度出版迟约二年）。马礼逊也出版了中文文法及中英字典。成为当时在华洋人学中文必备的书。他也编译了第一本圣诗集，名为养心神诗，只有27页，于1818年出版。宣教士们先后出版了四种同一名字的圣诗，最晚的为1857年，可见当时对圣诗功能的认识。1820年，马礼逊夫人带着小儿女从英国返澳门，正可重享相聚的快乐；但因染霍乱症，遽然逝世。而他的同工米怜，也于是1822年病故。马礼逊伤痛的心情，可想而知。

1824年，马礼逊首次回到英国休假，应邀在各地讲道，宣扬在华传教工作，得到故乡人士热烈欢迎，声名大噪。得英王乔治四世（Geprge IV, 1762-1830）召见，他呈赠所译的中文圣经。二年后，返回中国的时候，带着新婚的续弦妻子伊丽莎白（Elizabeth Armstrong）同行。他们又生了四名儿女。1833年马礼逊夫人留下大的儿子伴同父亲，带着前妻的女儿和自己生的四名幼年儿女，返英国居住；那也是他们的永别，此生未能在地上再见面。马礼逊继续努力事奉，一生为在华宣教工作立下根基，让后人在上面建造。

马礼逊的第一个果子，名叫蔡高，成为首先承认主名的华人基督徒。协助印刷圣经的，有一名刻木版的工人名叫梁发。他冒着生命的危险，不顾清廷的禁令，成为最早期信徒之一，后来并作了第一位被按立的华人牧师。马礼逊在华传道二十七年，只见到十人受洗归主，但每一个果子都是诚实坚贞。

1834年八月一日，马礼逊病逝于广州，年仅五十二岁。

三年之后， 1837年，一位宣教士，手里拿着梁发所写的劝世良言，分发给广州考场的考生。其中一份到了屡次落第的洪秀全手上。后来，到1843年，第四次赴试失败，他才拿来细读，加上自己的意见，用来倡导太平天国革命，侵扰及于二十省，延续十五年，几乎倾覆了满清皇朝。

戴德生小传
（本文摘自http://www.godoor.net/text/history/zhuanji21-40.htm）

戴德生是中国内地会的创造人。他自一八五三年来华直至卒年，倾其毕生于中国福音事工。他对神绝对的顺服和信靠，给内地会的建树和中国教会的?生，带来神丰富的祝福。

戴德生出生在英国约克郡。他尚在母腹时，父母已将小孩奉献给主。做婴孩时，父亲天天抱着他，跪着向神祷告，小孩稍长，父母教他每日读经祷告，德生学会每日早餐前与黄昏时，走入自己房间去单独亲近神，发觉这是快乐的秘诀。德生自幼就常听父亲和爱主的朋友讲论海外布道，尤其是当时四万万人民的中国之需要，父亲感叹地说：“我们为什么不派传道人到中国去？这么多的民众，精明强干博学的民族该成为我注意的目标啊！”全家屡读巴彼得的书《中国》。此事深深印在小德生的心里，也就在彼时，他立志要来中国传道。

十七岁时，戴德生清楚得救。他渴慕追求主，要报答主的大恩。在一次祷告中，一种庄严深刻的感觉终于临到，他知道他的奉献已蒙悦纳，神的同在极其真切，他俯伏在地，心中充满对神无限的畏惧，又感到无限的喜乐。同年，他里面清楚神的呼召，忍痛舍弃爱情，坚决到中国去传道。

戴德生一生对神绝对顺服，在最危难时仍不失信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国布道的第七年，帕克医生因要事回英国，将宁波的医院和门诊转交给戴德生。戴德生经过恳切祷告，清楚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帕克的，乃是神的，所以就凭着信心，挑起重任，医院里充满了病人，门诊很拥挤，面对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帕克留下的经费只够一月的开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项也快用完，可是接济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镇定而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近了。”全院职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里面附着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也不知道医院濒临断炊，神感动他，将钱及时供应医院。

戴德生对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困难与危险，而操必胜的信心....作成神的工。”一八七六年九月，准备进入中国内地未闻福音之九省，几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却带八名宣教士复去中国，拓展内地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许多人劝他作罢。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回来。至于派人到遥远省份，更是谈不到。”戴德生顺服神的感动，照原计划搭船往中国。尚在途中，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大使在烟台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神必为他们打开福音方便之门。

戴德生对神的爱亦体现在他对中国失丧灵魂之爱上。他初来华时，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别人都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戴德生游行布道，遭人歧视拒绝，甚至不得不夜宿街头庙前。为要方便传福音，他不愿别人之误会和轻视，毅然改着中装染发蓄长辫。一八六六年，扬州的绅士反对西人住在本城，他们诬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动一群地痞流氓闹事。暴徒冲入他们的住处动武，李德教士为救戴夫人，眼被一块砖击伤，戴夫人从二楼跳下，摔伤脚，流很多血，女秘书跳楼时伤了左臂。他们的东西几乎被抢光。戴氏去请来官兵，暴徒才离开，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几番，受尽煎熬。事过后，戴德生和大家满心感谢，因为被算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受辱。一点无报复之心，也不要求赔偿，只盼望早日再回扬州传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胁，都不能动摇他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

确实，他把生命也为中国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他并不是不爱惜幼嫩的子女，他并不是忍心让爱妻积劳成疾，乃是他的心为内地无数未得救的灵魂所焚烧。

基于这焚烧的爱，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内地会并不在基督之名已被传开之沿海城市传福音，而要深入内地，叫没有听见的人得知神的救恩。在经济上，戴氏坚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说：“出来遵行神的命令，做神的工作，仰赖神的供应。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他的信心是大的，神给内地会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从英国回中国时，带来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内地会已在中国设立了五十个教会，训练了不少中国同工。到他离世的一年，内地会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布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二五零零人。由于戴德生在各国的演讲，美国、德国、瑞典、挪威、瑞士、芬兰、意大利等国均有宣教士响应及加入。戴德生给内地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一粒麦子落在地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内地会宣教士继承戴氏遗风，多不畏艰难，工作深入穷乡僻壤，给中国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传道者数以万计。戴德生以他牺牲的爱，为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神的信心和对中国教会的卓越贡献，永垂教会史册，为后代信徒之表师。他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剑桥七杰（震憾时代的七位宣教士）
（本文摘自http://www.bluebrain.co.uk/kif/NWO/witnesses/w183.html）

“我已撇下凡百事物，背起十架跟耶稣，世上福乐名利富贵，本已对我如粪土，....”这首歌是赵君影牧师的心声，也是剑桥七杰的心声。

他们都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现。有的是全国著名的运动能手，有的是贵族，有的晋身为军官，但至终他们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条艰辛的路──往遥远的中国开荒布道。

纵然有人怀疑，有人讽剌：究竟他们怎样和艰难的中文奋斗，究竟在一个与基督教文化断绝的国家，每天接触着无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们的虔诚能持续多久？但至终他们没有一个人退后。

一八八五年五月二日，他们从伦敦远赴中国的行动，大大震憾了那个时代，直至百多年后的今天，他们的影响仍不稍减退。

板球手施达德

查理 . 施达德（C.T.Studd）出生于贵胄之家。他是剑桥的板球校队，甚至是板球队的队长。无论是打球、投球，在当时他都是首屈一指。投球方面，他更打破全国的记录。

然而就是在他板球如日方中的时候，他放下了板球，决心前赴中国传扬主名。他的决定引起了大学的骚动，但他感悟到：“救赎意即‘买回来’，所以如果我属于他，而我还占着不属于我的东西，那我就是贼，否则我就该放弃一切而完全归神。当我一想到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我为他放弃一切，又有什么难呢？”

其实，施达德从未考虑过往海外宣教，他觉得英国已经够大了，但当他清楚确实神要他往中国时，他却毫不犹豫，将板球的专诚全放到基督身上。

抵达中国后，他先后在太原府、上海、平阳、隆安府等地作传道工作，并于一八八八年在天津跟另一位宣教士普丝丽 . 施德活小姐结婚，婚后四个小孩子也相继在中国诞生。由于健康恶劣，施达德不得不在一八九四年举家迁回英国，后来圣灵又催迫他往印度传福音。至一九零八年，他正计划重回印度，神却奇妙的将非洲的需要放在他心上。

虽然施达德不是终生留在中国的工厂，但他却一生未离开过宣教的事奉。他开拓了非洲工厂，且成立了环球福音差会，协助更多任务人往非洲禾场收割。

司米德软弱变为刚强

司米德（Stanley Smith）一直在中国北方工作，他可以用流利的中文讲道。死前一天晚上，他还讲道，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在苏州逝世。

有谁料到这样一位爱主，爱中国的宣教士，曾经是生活放荡，灵性浮沉不定的软弱基督徒？

他父亲是著名外科医生。司米德虽然十三岁已接受救主，但他一直陷于灵性的低潮。在剑桥念书的日子，他仍喜爱玩乐。虽然他热爱草地网球，游泳，骑单车，还是划艇手，但他仍感到生活无聊，不满足和没意思。他自认是个失败的基督徒。直至他明白要将自己全交给主，他生命才有转变，司米德很快就投入直接的事奉，一连串的露天聚会、下午茶点、医院探访、访问贫民。他还得着新的负担，就是到国外宣教。但不久他又再度软弱，灵性总是暴涨暴落，忽上忽下。他肯定不会流失，但他完全没有属灵的能力。即使当牧师，也只是一个平庸的牧师。

在一次和弟兄的交通中，他发现他受自我意志的拦阻很大，他只喜爱基督徒的活动，但最后的方面，他仍想自己决定。于是当晚他在日记上写上：“我必须把自己完全献上。”

他本来可以留在剑桥或往铝瑞得理学院接受圣职人员的训练，但最后他确定了中国是他一生的事奉，他也就义无反顾地走上了！

西瑟.阿瑟端纳两兄弟

西瑟端纳（Cecil Polhill-Turner）排行第二，阿瑟 . 端纳（Arthur Polhill-Turner）排行第三，他们也是富家子弟。父亲是上校。按照当时的传统，二子要当骑兵，三子则作家庭牧师。

阿瑟 . 端纳虽然知道自己将来会当牧师，但他的生活丝毫不检点，他爱赌马，打牌，跳舞。直至在慕迪布道会中，他才真正决志。从此，他彻底与马、牌、舞断绝。他是校际运动的代表选手。他仍努力学习和运动，但他目的是藉此见证基督。在七杰中，阿瑟 . 端纳是第一个蒙召往中国的。他一直在四川传福音，庚子拳变与辛亥革命期间，他都在中国。

二哥西瑟是骑兵军官，又得过足球奖章，但他清楚神并非要他稳步地爬上陆军元帅的高位，而是要他前赴中国宣教。他的摆上并非受弟弟阿瑟影响，原来自从他独自参加“中国宣教士聚会”后，他就决定去中国传福音。曾有一位长老极力劝他留下，原因是骑兵队很快就有机会遣往印度，在那里也可以作很多宣教工作。而他叔父白亨利伯爵也拦阻他，但西瑟毅然放下了升迁的机会，却远征中国山西，后来甚至深入西藏禁地。

炮兵少尉何斯德

剑桥七杰中，只一个军官是炮兵少尉狄克逊 . 何斯德（P.E.Hoste），他受戴德生的影响很深。当他正考虑宣教工场的时候，戴德生写的小册子深深地感动了他：“中国三亿八千五百万人民（这是当时的人口数目，现时是十亿）在死荫幽谷中，没有机会接触福音，回头想想我们元帅的命令，‘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面对成群走向灭亡的人，还能袖手旁观吗？”中国也开始成了他的负担。

起先，当少将的父亲对他往海外宣教加以很大的拦阻，但后来父亲竟写信告诉他，不再阻挠他，这令他更清楚神的呼召。

戴德生曾向他强调远赴中国的危险和孤独，但何斯德毫不畏惧。想不到他后来还接续戴德生，作中国内地会的负责人。抗战时，他曾被日人拘禁。他在中国住了六十多年，直至逝世前一年才离开中国，返回伦敦。

牧师成为宣教士──凯巴

威廉凯巴（W. W. Cassels）在剑桥毕业不久，就成了英国国教副牧师，他在贫民中工作，然而神让他看见他的工厂并非英国，而是遥远的海外。自从他感到海外宣教的呼召后渐渐地清楚神赐他的负担是中国。

但他要往中国的决心，很快就受到考验。他母亲竟然亲自找戴德生，请求他不要接受凯巴作宣教士，原来他母亲有七个儿子，而凯巴是她唯一留在英国的儿子。结果是神自己挪开了这些障碍，最后他母亲竟写信给戴德生：“这条路已够艰难，如果我加以阻挠，那我不就成了神好儿子的坏母亲？....神己带领他走上这条路，虽然不合我的意，但我须跟上，愿神赐福他，也赐福你们的工作。”凯巴先在上海，然后往中国西部，直至一九二五年逝世，他很少离开这里。

宁肯宣教，不要大笔财产──章必成

章必成不只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他更放弃了大笔财产。当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英伦的大哥，由于没有儿子继承业务，想给章必成大笔财产，但条件是要他放弃中国，放弃宣教，回英国打理房地产业，章必成毅然拒绝了。他宁愿镇过镇、村过村，艰辛地旅行布道。一次他甚至在炎热的天气中，和戴德生走了近一千哩路。他爱中国的热诚，甚至感动了儿子，后来儿子长大了，也加入中国内地会，而他自己也就是死于儿子的宣教站──中国宝宁。

章必成是大家庭中的三子，父亲是男爵。自少他就在基督教活动和敬虔的气氛中成长，但他却徒有基督徒的外表而无属灵的实质。在慕迪布道会真正信主后，他也曾一度软弱。幸好，这只是短暂的情况，退后反倒叫他更迈向前，以后他更爱主哩！而神也就拣选了他完成他所托负的使命。

英国国家海事历史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

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号称是全球最大的海事博物馆，共有16个展览厅，记载了英国航海的历史及科技。英国海事的发展，不仅使英国获得许多海外殖民地，也使得传教士得以将福音带到许多异教之地。

内地会伦敦办事处

1893年，内地会在纽恩登林荫路（Newington Green）购置了一个拥有三十个房间、会议厅、和接待室的新办事处，以训练有心前往中国的传教士。

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2世纪，圣芳济修士、黑袍修士和卡莫修士，来到这片平坦、潮湿的沼泽区定居，剑桥于此诞生。1209年，一群学者因与牛津市当局意见不合，逃往剑桥避难，加上伊里主教休·包沿创立第一所学院彼得屋（Peter House），剑桥大学便有了?始的基业。

"野蛮、未开化和无知"，曾经是史学家对沼泽居民的形容，却因剑桥的耀眼光芒，重新界定了这片构软、平坦的土地。剑桥的秋多风、多雨。便在天睛的日子里，这个中古大学城的秋光艳色不只使人目不暇接，而且几乎完全占据了人的心灵。

站在举世著名的Backs（剑大许多古老学院的后园）上，看一树树的金黄在阳光下闪烁，在微风跃动，把原来已经碧绿的草地衬得更绿，把原有王者气象的王家学院礼拜堂烘托得更加庄严堂皇，而三一学院古雅纯朴的"雷恩图书馆"，圣约翰学院"太息桥"头的紫红牵藤，也越发显得凝重与活泼。至于徐志摩所说"最有灵性"的剑河，不论是夏绿或秋黄，总是那么徐徐自得、柔情万种。

国王学院的礼拜堂是剑桥的荣耀，也是公认的全欧最出色的哥特式建筑。从教堂唱诗班吟唱的圣诞颂歌，传遍世界各角落，连圣母峰下的营者都在聆听！皇后学院并不是剑桥最响亮的学院。它最有名的建筑是跨过剑河的一座木桥，名叫"数学桥"。木桥初造于1794年，是一座利用实用数学原理，完全不用钉子却坚固无比的桥。1867年有个维多利亚人将它整个拆除，以至后来必须加上铁螺钉才恢复了原状。

三一学院毫无疑问是剑桥最大也最著名的学院。这是远出过牛顿、培根，近出过怀海德、罗素、维根斯坦的学院。在三一的大门左边草坪上，有一棵矮小的苹果树，据说它就是牛顿悟"道"的"菩提树"。（本文摘自http://www.chinatravel1.com/exotic/o/oz-1.htm）

马礼逊纪念馆（Robert Morrison Memorial）

马礼逊生于1782年的英国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1807年抵达中国广州的南港，成了第一个来华的更正教传教士。因着清政府严禁传教，因此马礼逊在中国的27年间，多致力于圣经的翻译。他不仅完成了第一本英粤字典，也将新、旧约翻译完成并出版。位于诺森伯兰的马礼逊纪念馆，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十九世纪伟大传教士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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